《抓间谍者》
第1页
[科幻探险] 《抓间谍者》作者：[英]彼得赖特【完结】
来自秘密世界的报告
林明
这是一个秘密而又真实的世界，一个充斥着阴谋和欺诈的世界，随着彼得赖特的叙述，它在我们面前悄悄掀起了面纱。
谈到情报工作，我们会联想起苏联的克格勃，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它们都曾在冷战时期大放异彩。而在英国，这一工作是由军情五处（后称为国家安全局）和军情六处（后称为英国秘密情报局）负责的。本书的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就是掌管对内反间谍、反渗透的军情五处的高级官员。
作为一个高级间谍官员的回忆录，这本书给人的突出感受是真实。正因为如此，英国政府当时曾经阻挠它的出版。现在，它终于冲破了重重阻力，把英国情报部门在冷战时期的秘密情报活动带到了我们面前，它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广泛对峙，其中涉及的许多重大的事件，比如古巴导弹危机，苏伊士运河事件，引导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再次作一回顾。而书中提到的许多人物，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胡佛、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希思、撒切尔夫人，无一不在提醒着我们，书中所写的就是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电影《007 》系列。它推出的詹姆士邦德仿佛成了英国间谍甚至所有间谍的代称。邦德演的是英国打入其他国家的间谍，而本书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正好是抓间谍者，是抓来自其他国家的或本国内部的邦德们。邦德是潇洒的，他可以上天入地，天南海北，打入对手的秘密领地如闲庭信步，获取对手的秘密情报如探囊取物，身边不时还有漂亮女郎相伴，他让我们在一系列精心安排的巧合和有惊无险的追击中体会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而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笔下的间谍生活是紧张而沉重的，无论抓间谍者还是间谍，无时无刻不在斗智斗勇。对于间谍而言，一旦被发现，下场是可以想像的；而对于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这样的抓间谍者来说，处境同样是不妙的，因为他必须潜入对手内部去搞窃听，并且从叛逃者的口供中寻找蛛丝马迹，其间还有很多矛盾疑团需要去辨析，更尴尬的是，当有些情报牵涉到本部门的同事甚至上级时，对他们的调查就要冒很大的风险。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不是圣人，手中也没有最高统帅的尚方宝剑，在这种情况下，审问同事是一件很伤感情的事，一旦调查出错，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裂痕。正如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感慨的那样：情报这个行当，是非常孤独冷寂的。当然也有同志般的忠诚与友谊。可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你总是孤立无援的。你得独自恪守机密，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总是处在极度的紧张状态中。邦德很潇洒，可那毕竟是电影中的；我更相信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的叙述，他揭示的是间谍和反间谍工作真实的一面。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不是小说家，也不是商业写手，而是一个从技术工作即窃听起家的谍报人员，所以他没有构筑故事。梳理情节、制造悬念的本领，我们不能要求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像福尔摩斯一样断案如神，事实上，他经常是徘徊在敌我之间，徘徊在确定与怀疑之间，虽然他对情报有很强的洞察力，也由此识别出了很多间谍，但有些时候却毫无结果，只能将怀疑埋在心里。事实的真相也许将永远沉积在一系列错综复杂事件的底层，不为人所知，读者的阅读好奇只能够有限度地满足，这使得他的回忆录似乎没有侦探小说好看；另外，他的叙述是松散而带有跳跃性的，从一个行动跳到另一个行动，从一个情报跳到另一个情报，只有一个中心工作（搜查内部间谍），而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有时候一个行动没讲完，又谈到另外一个行动上去了；有时候一个情报牵扯到以前没有解决的另一个情报，于是回过头去重翻旧帐；有的时候一个很值得追究下去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只得不了了之了。但是，考虑到间谍工作的特殊性和回忆录的真实性，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没有因为不能解释原因或不能交代结果就放弃哪怕是一点点的线索，没有为照顾读者的阅读需求而作省略或加工，由于他的工作到处都有悬念，到处都有情节，所以他的叙述依然是引人入胜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全都是真实的。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情报工作不正是这样琐碎跳跃时时让人茫然无绪吗？它带给我们的极其真实的体验是任何高明的侦探小说所不能给予的。并且，随着事件的展开，我们还能时时感到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作为一个老谍报人员特有的职业敏锐、超强记忆和逻辑推理水平，同时体会到他把纯粹技术问题毫不费力而又饶有趣味地向你解释清楚的能力。
第2页
虽然整个回忆录头绪纷繁、事件众多，但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交代我以科学家的身分进入军情五处，用无线电技术帮助军情五处提高窃听水平，并主持实施了一系列的窃听行动；第二阶段则记叙我作为高级谍报官员对军情五处被渗透情况进行的艰苦卓绝的调查。其实，这两部分也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窃听行动和监听行动总是遭到苏联的反监听反窃听，每次我绞尽脑汁设计出最先进的窃听器材，费尽心机去安装，结果却收效甚微，俄国人要么根本不讲话，要么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或者就是非常准确地把窃听话筒给封死了，不禁让人怀疑内部间谍的存在。而且，随着高级克格勃分子叛逃到西方，透露出越来越多的情报，有许多直指军情五处的高层，因此，对内部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员进行调查成了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后来的主要任务。
当然，当你跟随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进入军情五处那个神秘世界的时候，你会看到更多，其斗争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常常超出你的想像。首先，你会了解到各种各样的窃听技术和窃听行动。比如，代号为森林之神的共振话筒，可以窃听到说话声，甚至连钥匙在锁孔内转动的声音都一清二楚。唱诗班行动是针对俄国人的，赴俄国领事馆隔壁房子在装修的时候在共用墙壁上安装探测话筒。 而在加拿大策划的蚯蚓 行动进展更加顺利， 重建俄国大使馆的建筑承包商已经被争取了过来，我得以放手在里面安装有线话筒。后来的老鼠行动是在俄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内安装话筒。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窃听行动技术上都很成功，但都没有窃听到俄国人什么有用的情报，似乎俄国人早有防备。后来，我转向用技术手段窃听俄国的密码机的情报。代号咽吞的行动，就是针对俄国密码员每天早上都要对密码机进行调整这一情报，采取窃听把新密码放进去的声音的方法，利用这些声音来确定密码机的核心位置，这样就有办法破译密码，最终获得了成功。这一行动后来使我们在整个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读懂了埃及驻伦敦使馆的密码。筏夫代表了一个新的发现，证实了俄国人在监视我们监视队的频率，证实了我们的监视通讯系统已经成了俄国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情鸟行动便是针对俄国的监视而改变监视队的原有频率。后来的栅栏行动取决于一个天才般的设想：任何一台密码机，无论它是多么复杂，总归得把一份清楚的电文编成密码和一系列任意排列的字母。在五十年代，最先进的密码技术是把电文打进电传打字电报机里，电报机又与分开的一台密码机相联，编成密码的电文咔嗒嗒地从另一端输出。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取决于彻底的屏蔽。如果密码机和电文输入机之间没有进行电磁屏蔽，那么，未编成密码的电文的回声就可能与编成密码的电文一起从输出线路上传出。如果使用相应的放大器，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把这种lsquo;幽灵电文区别出来，并读懂它的内容。栅栏行动后来成功地监听到了法国的高级密码情报。除了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采用的监听和反监听之外，反间谍则还采用喂银餐和喂鸡饲料等方法，还有著名的维诺纳密码破译法。而秘密情报工作采用密写、微粒技术、死信投递等方式。这些秘密手段真是让人大开眼界。高科技与科学家智慧的介入，开辟了情报工作的新领域，他不仅使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所在的军情五处的谍报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也彻底改变了我们传统观念中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图景，这一切带给人的新鲜感和震撼力是非常强的。
由于这些行动收效不大，我终于怀疑俄国人在反窃听这个情报源外，还有两条腿的情报源存在，于是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寻找这个两条腿的情报源。在此之前，没有人对英国情报机关内部被渗透的情况作系统的调查，可一旦调查起来，其结果是触目惊心的。种种迹象表明，军情五处已经遭到苏联非常广泛的渗透，以至于俄国人都没有在英国设专门的谍报人员。俄国人不仅掌握了英国每一次行动的计划， 而且据说已经成功地渗透了高层。 现实促使我建议成立一个代号为流畅的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从供词和叛逃者那里得到的有关英国情报机构渗透问题的全部材料。这个委员会后来成立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我们识别出了lsquo;五人集团的每一个成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员和联系人。我们知道了lsquo;五人集团在不同时期是怎样开展工作的，他们的通讯方式是什么。他们依靠哪些人工作，到什么地方去请求援助。我们查出一个一直未暴露的间谍沃森，俄国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一年的最重要的惰报源普罗克特以及在牛津的新的间谍集团。但是，这些说得上是伟大的成就始终不能掩盖一个最大的嫌疑，这个嫌疑是指向军情五处的最高层领导;局长霍利斯的。有种种证据：叛逃者的招供、以前窃听行动遭致的失败，以及我在内部调查中遭到的种种阻碍，比如他长期以来拒不承认我们的情报机构有被渗透的可能性、不愿批准在米切尔案件中使用技术装备。拒绝批准审讯、在迫于压力之前始终拒绝向美国方面作出通报等，都在暗示着霍利斯有逃不过去的嫌疑，调查米切尔未果更进一步加重了对这个的嫌疑。可是，霍利斯又是位高权重的高级情报官员，对他的怀疑不得不慎之又慎。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这时候真的是孤立无援，需要独自信守机密了。直到霍利斯退位，新局长马丁琼斯上任，对霍利斯的审问才得以进行。令人遗憾的是，面对审问，老练的霍利斯应对自如，说清了自己的嫌疑，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霍利斯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滑走。
第3页
客观地看，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的窃听和调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也留下了数不清的遗憾。在我看来，这些遗憾已经不是出于个人能力水平的限制，而是和当时国内的气候，以及谍报工作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首先，在军情五处内部，对苏联的渗透有比较轻率的看法。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间谍视为lsquo;烂苹果、lsquo;过失，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是三十年代那种特殊条件下范围较大的密谋的一部分。更麻烦的是，有一些已经被渗透的人在有意提倡这种观点，使得认为我们的情报机关已经被渗透的人与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军情五处的政客和历届头头都害怕进一步的检查会引起新的叛逃事件，或又牵扯出更为难堪的有关英国政治集团的丑闻。所以，任何一届领导，都不会完全彻底地支持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进行调查活动。
其次，安全局（军情五处）没有什么法律地位，在白厅范围内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地位。所以，一旦被人抓住，军情五处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人的。这样一来，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的调查不可能是理直气壮的，很多时候只能采取私下的渠道和秘密的方式。而这种秘密调查方式也给他带来明显的掣肘。如果要进行调查，就不得不冒着风险去接触和采访一些人，因此随着调查的加紧，泄密和被暴露的危险也随之增大。而且，在调查当中，我们不能强迫别人同我们说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于对方的合作，除非马上进行逮捕行动。他们的审问也同大多数人设想的大相径庭，根本不是采用刑讯逼供的方式，而是平常得多的谈话，当中甚至有时间休息吃饭。惟一的秘密就在于要以优势压倒你桌子对面坐着的那个人。而对付一个内行，情况就更复杂了，要对他进行一个极其彻底的审查。有关嫌疑犯的生活和经历的完整材料已编写好。把它用在审讯中，让他把整个情报过一遍。如果有任何偏离、省略或不准确的地方，就追问这些漏洞。如果嫌疑犯是有罪的，这种压力常常会导致他进一步出现漏洞，直到他的秘密工作开始显露出来。这种审问方式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如果碰到一个老练的对手，常常就不能奏效。而调查叛逃者的供词，又常常受到苏联假情报的误导，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疑团。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完全彻底，事实上当时的真实情况谁也无法完全掌握，那些身为间谍的人也是如此。间谍不断制造假象，不断散布疑云，而反间谍者则力图通过错综复杂的表象去识别真相。 【TXT论坛为您提供更多更好的TXT小说,记住我们的论坛（<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揭示出的斗争也许只是国际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斗争的极小一部分，但也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惊心动魄之处。作为冷战时期的东方集团，了解一下对手的秘密工作，应该是一件很刺激的事吧。
2000年1月
引言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疑惑，当一个人濒临末日的时候，他心里怀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在英国安全局工作了二十年后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又重新回到了人类的真实世界。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尤斯顿路地铁的出口处。冬日的太阳和煦宜人地照耀着。我穿过高尔大街向特拉法加广场走去。我走到离广场大约五十码的地方，拐进一个没有挂任何招牌的入口处。这个入口处通往一个云集着各种办事机构的无名街区。在这里，英国反间谍总部就挤在一所艺术学院和一所医院的中间，显得非常不起眼。
我向站在接待室门口那个保持着戒备状态的警察出示了证件后，便乘上装有特别程序的电梯。这种电梯是专门供去七楼密室的高级官员乘的。我走出电梯后，一声不响地走到走廊，径直来到我那与局长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的工作间。
所有的办公室都静悄悄的。远处传来满载乘客开往城市西区的地铁的隆隆声。我打开房门的锁，房间里迎面摆着情报人员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设施;一张书案，两部电话机，其中一部装有扰频器，以防通话被外线窃听。房间的一边是一张宽大的绿色金属保险锁，柜门上装有一个特大型字码锁。我挂好大衣，开始机械地整理着最后的一些东西。我在鸡尾酒会上见过许多退休的情报人员，他们喜欢通过获取几则琐闻和小道消息来消磨时光。我对此见得太多了。我感到厌倦。我想彻底地歇下来，去澳大利亚，开始一种牧马人式的新生活。
我旋转着号码锁上的字码盘，那扇笨重的保险箱门徐徐地开了，眼前见到的是一堆从档案室借来的并盖有绝密标记的文件。在这些文件后面，整齐地叠放着一些小组合盒。多年来，我借阅过成千上万份文件，可现在我是最后一次干这种工作了。以往在这里，每天都有无数的例行报告围绕着我，诸如计算机工作特遣队的最新报告、临时情报研究处的最新分析等等。对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有个答复，要作这些答复，我感到无能为力。俄国外交官的文件已由一个年青的官员送到我这里来了。我认不认识这个人？不能肯定。这是一起多年来一直尚未查明的双重间谍案件。我对此有什么设想？也不能肯定。刚进安全局时，你会发现每一起案件都各有不同，可是当你离开安全局时，这些案件看上去却是千篇一律的。我小心翼翼地签署着文件，并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归顺，好让我的秘书送回档案室。
第4页
午饭以后，我开始整理那些保存在组合盒子里的材料。我把这些盒子一个一个地拿出来。第一个盒子里保存著有关麦克风和无线电接收器的详细技术性能指标材料，这还是我在五十年代时保留下来的东西。那时我是军情五处的第一个搞科学技术的官员。我把这些文件进行了整理，并送到技术处去了。一小时以后，技术处的处长来了。他是来向我表示谢意的。他是一个道地的现代派政府机构的科学家：整洁，谨小慎微，一味地追逐金钱。
我保留的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我说，我没有想到你还要派它们的用场。现在都用人造卫星了，不是吗？
哦，不，他回答说，我只是喜欢随便看看。他有些尴尬。我和他并没有真正地相处过。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我只是个万金油式的官员，一个来自战争的、障碍重重的凑合者，而他是一个军需品承包商。我们握过手以后，我又回去整理保险箱里的东西了。
剩下的盒子里，保存着我一九六四年进入反间谍总部以后的文件。那时正是在英国情报部门抓间谍的最高峰时期。那些手稿和打印的外交备忘录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间谍的普遍流动情况;嫌疑分子名单、起诉的细节、背叛者名单以及最后的裁决定论。这些文件没完没了，虎头蛇尾，字里行间留下了与我的谍报生涯有关的种种痕迹。
最后，我的秘书进来了。她递给我两本蓝色封皮的本子。您的日记，她说。我和她一起把日记都撕成了碎片，丢进书案旁的那只专门装焚毁文件的纸袋里以等化为灰烬。
我向机要办公室走去。值班人员递给我一份资料，里面是一张关于我的一系列现有的机密许可权的清单。我开始在那些小收条上签字了结。我先签了信号情报和卫星情报借阅权，然后依次了结我占有的大量案件的机密借阅权。收集秘密就是这样一种属于个人的事，而泄密却属于一种伤脑筋的官僚结果。我手中的笔每挪动一寸，我就恍惚地感到安全局的大门在向我关闭一节。半个小时以后，这个我呆了多年的秘密世界向我关闭了它的大门。
天快黑的时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梅费尔的莱肯菲尔德大楼。这是军情五处的旧址。军情五处目前正处在迁往柯曾街尽头的新办公地点的过程当中。可那个职员酒吧;猪仔及眼睛俱乐部，仍留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我的告别聚会将在这里举行。
我走进那幢陈旧的大楼。就是在这柚木地走廊上和那些有檐口的办公室里，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以及布伦特都先后落了网。在这里，我们同一些嫌疑分子进行过交锋。他们是安全局心脏内部的一个尚未被发现的秘密集团。这次交锋称得上是军情五处最秘密的一次战役。我们的疑点集中在军情五处前局长罗杰霍利斯先生身上，可我们一直没有获得任何证据。霍利斯的朋友们对这样的起诉非常不满，双方为此不和长达十年之久。他们就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被直觉、激情和偏见所驱使着。
七十年代，许多领导人都相继退休了。直到安全局迁往新的办公地点，这场内战才告结束。当我走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的走廊上，我仍旧感觉到这里有一股火药味，那一幕幕刀光剑影、相互残杀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我的告别聚会开得异常平静，没有热烈壮观的场景。人们频频向我说着奉承话。迈克尔汉利局长作了一个悦耳动听的讲话。我收到了许多书写着离别赠言的卡片。军情五处的反间谍专家克兰莫尔斯勋爵在临别赠辞里说我的离去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他指的损失是军情五处的损失，可我认为，真正受到损失的是我。
那天夜里，我在高尔街办公大楼顶楼的一套房间里过夜，不时被到达尤斯顿站的火车的嘈杂声搅醒。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穿洗完毕后，我拎起我的公文包。这只公文包还是第一次这么空荡荡的。我走下楼来，到了前门。我对门口的警察说了声再见，然后走了出来，下了台阶，走上大街。我的谍报生涯就此结束了。一个可悲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第一章
一切都得从一九四九年说起，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我们的实验室设在埃塞克斯大巴达。那天正下着雨，雨点打在实验室活动房子的铁皮顶上咯咯作响。我是这个实验室里的一个海军科学技术人员，直辖于马尔科尼公司。我面前的示波仪上的波纹跳动着，令我感到头痛棘手。搁板桌上摊着一些涂写得很潦草的计算公式。我正在设计一种雷达系统，这种系统能在波澜壮阔的大海里识别出潜水艇的潜望镜来。可是谈何容易，这个研究项目我已经搞了好几年了。此刻电话铃响了，是我父亲莫里斯赖特打来的。他是马尔科尼公司的总工程师。
弗雷德布伦德里特要见我们。他说。
这又不是什么新鲜事。布伦德里特曾是皇家海军科学技术部门的负责人，现在是国防部的首席科学家。他对我这个项目的后期进展甚为关注。是否要投资生产这种系统的样品，必须迅速作出决定。如果要生产，所耗的资金是惊人的。战后的国防研究是一场无止境的与财政紧缩相抗衡的斗争。我已经准备好再为这事争个脸红脖子粗。
第5页
我非常庆幸有这么一次与布伦德里特直接谈一谈的机会。他是我们家的常客。在战争期间父亲和我都为他的英国海军部研究所卖过力。我想，或许我有机会换个新的工作干干。
第二天，我们在连绵不断的朦胧细雨中开车到了伦敦。我们把车停在斯托里氏门布伦德里特办公室的附近。白厅看上去破旧不堪，一片灰暗。柱廊和铸像仿佛与这个变换莫测的世界极不相称。克莱门特艾德礼一直在向人们许诺：牙齿与眼镜，可这个冬天过得真艰难。居民的口粮实行定量配给制，人们显得焦躁不安。阴沉的不满情绪使人早已忘记了一九四五年那次令人振奋的胜利。
我们向布伦德里特外间办公室的那位衣冠整洁的秘书作了自我介绍。通往白厅扩建的楼房的路上传来一阵喧哗声，看来我们并不是最先到达这里的人。我向几个熟人打着招呼，他们都是各部门实验室的科学家。这里可能是要召开一个例行会议，我这样想。此时，有两个人从那伙人群里走了出来。
你们肯定就是赖特父子了？那个矮个子出其不意地问我。他说话时带着浓厚的军人腔调。我是马尔科姆卡明上校，是作战办公室的。这是我的同事休温特博恩。这时，另外一个陌生人走了过来。这是约翰亨利，我们的一个朋友，在对外办公室工作。卡明用的是一种稀奇古怪的代号。白厅就是用这种代号来区别它的秘密机关的工作人员的。无论这个会是涉及哪方面的问题，我想，它肯定与反潜战没有关系，至少不会跟现在的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小分队说这事吧。布伦德里特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他请我们进去。
他的办公室就像他的名声一样大，宽大的框格窗，高高的天花板，使他那张书案变得渺小。他请我们在一张会议桌旁边坐下，桌上整齐地放着吸墨纸和细颈水瓶。布伦德里特个子矮小，但精力充沛。为了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急需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几个人被选出来专门负责这事，布伦德里特就是选出来的这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此外，还有林德曼、迪泽德和科克拉夫特等人。布伦德里特当过海军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后来当了皇家海军研究所的副所长，在战时全面负责为英国政府部门搜罗科学技术骨干。他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是个门外汉，但他深知科学骨于分子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政策是尽可能地提拔青年人。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对他十分信任，以至于他能够得到必要的财力和物力来使这些青年人充分施展他们的才能。
四十年代末，战后的英国不得不从消极和沉沦中勉强振作起来，准备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冷战。聘任布伦德里特来振兴科学技术团体，这无疑是个上策，他被指派为国防部科技代理顾问，继科克拉夫特之后他又当上了科学顾问。一九五四年，他成了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的主席。
先生们，我们刚坐下，他就开始说话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自从去年柏林事件以来，我们就陷入了战争之中。
他指的是俄国在柏林的封锁线以及接踵而至的西方空中走廊，使得英国在防御上的设想受到了强大的冲击。
这场战争是用间谍去打交道，而不是用士兵去打交道，至少在短时期内是这样，他继续说，我同安全局的局长琅西西利托先生讨论过，我们应该怎么办。坦白地说，他最后说，形势不妙啊！
布伦德里特简炼地把问题摆了出来。实际上，要成功地在斯大林的铁幕后面安插间谍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得弄清苏联及其同伙的意图，而我们缺少这方面的情报，只有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才能填补这一空白。
我已经简单地同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谈过了，如安全局的卡明上校以及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彼得狄克逊。我组织这个委员会就是要立即对我们所选择和开创的工作进行评估。我建议珀西先生让一个年青科学家来当科研方面的助手。我提名让彼得赖特试一试。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他，他现在在电子研究试验室工作，他可以仍然兼干那里的工作，等我们理出个头绪来再说。
布伦德里特看着我：你愿意为我们干，对吗？
没等我回答，他又转向我父亲：吉姆，很显然，我们急需马尔科尼公司的帮助，所以我把你也选进委员会了。（在海军内部，只要知道过去的吉姆公司的人，都知道我父亲。过去马尔科尼公司简称吉姆。）
这是典型的布伦德里特作风，他对你发出邀请时就像对你下命令似的，他甚至能使白厅的部改变主意听他的。
下午，我们用剩下的时间讨论了一些设想。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派来参加会议的人都保持着缄默。我想，作为秘密特工人员，在这么多外人面前保持着分寸是出于一种本能。在座的每一位科学家，都一就自己的实验室所从事的研究课题能否应用于情报事业作了即席发言。显然，要对情报工作各方面的要求进行一次全面的技术考察是很费时间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目前最为紧迫的事是搞出一个新型的窃听装置，这种装置可以使特工人员不进入室内就可以得到情报。由于苏联的封锁，要进入到苏联人管辖的范围内搞情报的可能性极小，除非打通共用墙或重建大使馆馆舍。休息时，我们就富有成效的研究项目，提出了二十条可行性建议。布伦德里特指示我起草一份评估报告，随后就散会了。
第6页
我正要离去的时候，一个名叫约翰泰勒的人走上前来向我作了自我介绍。他在邮电局的技术处工作，曾在会上就邮电局的收听设计作了详细的发言。他对我说：我们将在这方面通力合作。我们相互交换了电话号码。下星期我会跟你联系的。
在我们开车回到大巴达城的路上，父亲和我兴致勃勃地谈论著今天下午的会。事情来得如此出乎预料，令人感到荣幸。在战争期间，白厅常常搞这种令人无法预料的事。自从战争结束后，白厅很少重规叠矩，做这种让人辞不及防的事。我一想到这次可以借机摆脱那反潜差事，浑身顿感热血沸腾。父亲和我一样激动，他是因为这又能继续保持我们与秘密情报工作的联系。与这行当的联系在我家已有四十五个春秋了。
第二章
一九一二年，父亲从大学毕业，便进了马尔科尼公司。刚开始时，他只是一个工程师，研究如何改进监听无线电信号的方法。他与朗德上尉合作，成功地改进了一种真空接收器，首次使远距离监听通讯成为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天，他在切姆斯福德霍尔大街上那间陈旧的马尔科尼实验室里拨弄这种接收器，他突然意识到他收到了德国海军的信号。他把这一收获报告给了马尔科尼公司产品部经理;安德雷格雷，此人与海军情报处处长里吉霍尔的交情非常深。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尔是英国情报局的重要人物，他负责著名的海军部四十号房间的德国密码破译工作。他安排我父亲乘坐在一列专列的车头的踏板上，前往利物浦大街车站。他看了父亲送来的那些信号材料后，坚持要马尔科尼公司让父亲出来为海军建造监听系统和测向站。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海军情报部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及时发现德国公海舰队的活动踪迹，以便帮助在斯卡帕湾基地的英国舰队进行截击。海军情报处知道，德国舰队没有任务时，就停泊在基尔运河东头。霍尔相信，德国舰队通过基尔运河去北海时，英国完全有可能监听到旗舰上的舰队司令的无线电通讯。
父亲于是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他潜心设计了一种灵敏度很高的装置，最后改进成了非周期性测向器。这种测向器可以准确地从杂乱无章的干扰信号中识别出所需要的信号和方位。 又过了好几年，这种装置才投入使用，成为反击德国U型潜水艇的重要武器。至今为止，所有的测向器都是非周期性的。
一九一五年，在这种测向装置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之前，父亲就向霍尔建议说，最好的办法是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在是挪威的奥斯陆）找个地方建一个测向站。挪威当时是中立国，但这事又不能依靠英国大使馆，因为怕惊动德国人。于是霍尔问父亲是否愿意去一趟挪威，为军情六处秘密地指挥这样一个测向站。几天以后，父亲便去了挪威，伪装成一个跑农药生意的商业旅行者。他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僻静的街道上的一家旅馆住下来，租了一间阁楼来装测向器，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大使馆的军情六处联络站为父亲提供通讯器材和配件。可这真是一项冒风险的工作，他的这些无线电设备注定要使他暴露自己。他不是外交人员，一旦被人发现，英国使馆会矢口否认与他有联系。事情弄得好，他将过一种铁窗生活，直到战争结束；弄不好，他将引起德国情报部门的注意。
测向站顺利地进行了六个月的工作，向海军提供了宝贵的有关德国舰队意图的早期警报。有一天早晨，他下楼来吃早餐，坐在他那张固定的餐桌前，偶然看到街对面的墙上新贴出的一张告示，上面有他的照片，并且悬赏通缉。
在测向站的工作开展之前，父亲就已经和军情六处拟定了一个出事后的出逃路线。他胡乱地吃完早餐，回到自己的房间，小心地把无线电装进箱子，藏在床底下。他整理好旅行证件、护照和海军身份证，然后在屋里留下了一大笔现钞，希望能买通旅店老板，不去告发他。
挪威当局认定我父亲会从通向瑞典海岸的那条路逃走，因此，他没有从这条路走，而是从西南方向出逃。他沿着海岸走了十英里路后，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休息。过了一会儿，一名英国海军中尉向他走来，问他是谁。父亲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中尉把他带上一艘汽艇。汽艇把他送到一艘预先等在那儿的英国驱逐舰上。
许多年以后，我拟将退休的那阵子，曾试图从军情六处的文件中寻找有关父亲这次活动的详细材料。我同当时的军情六处的处长莫里斯奥德费尔德商量后，花了一天时间在他们的文件档案登记本上查找这些文件，可我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些材料早就在几年前被六处的清理人员按照惯例销毁了。
一九一六年，我出生在切斯特菲尔德我祖母的家里。父亲在挪威为军情六处工作，母亲只得住在祖母家里。一天晚上，德国齐柏林飞艇轰炸了附近的谢菲尔德，我因此而过早地来到人间。由于是战争时期，医院的压力很大，根本没有空床位。母亲只好用一些装化学品的玻璃广口瓶和几个热水瓶临时凑合成一个简易的早产婴儿保育箱，使我这条幼弱的生命得以生存下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父亲重新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他成了公司的财富，当上了研究部主任。我们家搬到弗林顿附近海边的一幢大房子里去住。可好景不长，不久又搬到切姆斯福德郊区的另一所房子里去住了。这幢房子像一座废弃的无线电工厂，每个角落都藏着各种损坏程度不同的无线电设备，以及装满线路的锡皮箱子。父亲是个热情、暴躁、易于冲动的人，与其说他是个工程技术人员，还不如说他是个艺术家。从我的记忆之年开始，他就常常带我上花园，或者去埃塞克斯海滨上的开阔地，给我讲解无线电的奥秘。他常常一连花上好几个小时，给我解释电子管和晶体管的概念，向我示范如何巧妙地拨弄无线电的调谐盘，使没有规律的静电干扰立即变为清晰的信号。他还教我如何自己动手做实验。我记得，每当我向我们家的客人，如阿琴埃丁顿爵士，JJ托马斯等，显示自己拙劣的操作技术时，父亲的脸上会露出骄傲的神色。
第7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情六处和马尔科尼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父亲也和他们保持着联系。马尔科尼公司有一个庞大的海洋船舶部门，专门负责为各种船只配备无线电装置和工作人员，并为军情六处提供了完善的掩护手段，他们通过父亲，把一名工作人员派到一艘船上当无线电报务员，这艘船要开往一个他们感兴趣的地方。
霍尔上将当时是我家的常客。他一来就和父亲一起溜进玻璃花房里，一呆就是几个钟头，私下地密谈些有关某种新发明的事。父亲还认识军情六处的第一任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上校。父亲非常钦佩他的勇气和技术才能。他还认识军情五处的创建人弗农凯尔上校。父亲对他不太了解，甚至有些讨厌他。如同要么支持牛津大学，要么支持剑桥大学一样，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各有优劣之处，父亲毫无疑问是倾向军情六处的。
二十年代，马尔科尼公司是一个让科学家最向往的地方之一。人们简称马尔科尼为吉姆，因为它集中了世界上许多优秀人才，在投资方面卓有远见，具有宏大的气魄。它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创立了第一个短波无线电定向系统，为现代通讯奠定了基础。如同英国的其他许多成就一样，这项发明几经波折，是在英国政府和当时的科学界权威人士反对的情况下展开完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决定研制长波无线电系统，来代替电缆系统，从而作为同帝国各处联系的手段。这项决定由于战争而被搁置一边。可马尔科尼相信：设计一种定向发射系统把短波无线电传送到很远的地方去是完全可能的。这种系统可以用更高的速度把更大的通讯量传送出去。尽管马尔科尼的无线电技术在战时有进展，可在一九二二年时，它的远见仍被皇家委员会嘲笑成业余科学。一位委员甚至把这概括为一种短命的技艺。
马尔科尼公司对此提出了挑战，它无偿地承担了建造横跨世界的各个线路，敦促英国政府暂时停止长波研究工作，直到定向发射短波系统通过试验阶段之后，并且一旦试验获得成功，政府必须将该系统投入使用。政府同意了，并拟定了一份合同。要履行这份合同的内容，其难度是很大的。他们要求建立一条格里姆斯比一悉尼的线路，要求在连续十二小时内每分钟发出二百五十个字，耗电不得超过二十千瓦。他们要求线路在一年内投入使用。
这些技术指标让人望而生畏。当时的无线电技术还处在初级阶段，很少有人知道怎样用稳定的频率来发射电波。这项工程如果没有马尔科尼技术小分队的努力，是完全不可能开展起来的。这个技术骨干小分队包括我父亲、朗德上尉和CS富兰克林。马尔科尼在寻找和启用人才方面很有一套，他能发现那些自学成才而又才华超群的科学家，富兰克林就是一例。他以前在伊普斯威奇的一家工厂里搞装饰弧光灯一类的零星活儿，每星期只有几个先令的收入。进了马尔科尼公司以后，仅几年时间，他便成了在技术上独树一帜的骨干。
格里姆斯比一悉尼线路这一建议，使整个无线电通讯工业和其他厂家为之哗然。父亲在以后的几年里常常提起，正当这个项目发展到了它的顶峰阶段时，他和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老板戴维萨尔诺夫在百老汇大街上行走时，萨尔诺夫问道：马尔科尼大概是疯了？这个项目会使他破产倒闭的，永远一蹶不振。
父亲回答说：吉姆和富兰克林认为会成功的。
如果真能成功，我可以让你在百老汇大街上一路踢着我的屁股走。
三个月以后，这条线路按合同在规定的时间内投入使用。它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分钟发三百五十个字，连续工作了七天。我认为，这是本世纪当中伟大的技术成就之一。父亲的惟一遗憾是，他没有机会在百老汇大街上一路踢着萨尔诺夫的屁股走。
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这种无比令人兴奋的气氛中度过的。我由于先天不足，身体很弱，疾病让我吃尽了苦头。我患了佝偻病，不得不穿铁护腿，直到十几岁。但这并不完全是坏事，父亲在家时，几乎每天都到学校去接我，然后开车把我带到他的实验室。我便在那里一连几小时地观看父亲和他的助手们忙于格里姆斯比一悉尼通讯线的工作。这事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使我终生难以忘怀，那就是：在重大问题上，专家们是往往会有失误的。
三十年代给我们赖特家庭展示了一个光明的前景。我们全然没有注意到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的经济危机。当时我已进了毕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学院;一个规模很小但却独立性很强的学院。我在学院里成绩拔尖，并挣脱了从孩提时代就一直折磨着我的病魔的纠缠。一九三一年，我修满了各门功课的学分，获得毕业证书后，回到家里度暑假。下个学期，我就要上大学了，我希望在牛津或剑桥获得奖学金。
一个星期以后，我那美妙的世界就完全不复存在了。一天晚上，父亲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和富兰克林都被解雇了。几天以后，他才勉强试图向我们解释原因。几年以后，我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二十年代末，马尔科尼公司与几家电缆公司合并，相信只有这种相互的合作，才能为无线电事业争得必要的资金，以保证这种主要的世界性通讯手段的问世。随着经济不景气的加剧，无线电的崛起使电缆工业受到愈来愈大的威胁。电缆公司在合并后的新公司里独揽统治大权，对无线电研究以及新系统的安装所用的经费加以急剧的削减。马尔科尼本人因年老多病，退休去了意大利。他的任何劝告与干预都不能使新上任的管理者改变初衷。我父亲、富兰克林以及其他许多技术骨干都被解雇了。后来的十年里，长途无线电通讯事业一直无人问津。我们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苦难之中。
第8页
仅仅几个月时间，我父亲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整天酗酒，无力资助他的两个儿子在学校读书了。由于我的年龄较大，而且已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当然要让我辍学。这件事使我在精神和心灵上蒙受了巨大的创伤，病魔的阴影又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患了慢性口吃，有时甚至使我完全哑然无语。一个短短的暑假，我便从一个前程远大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前景渺茫的青年。
让我辍学的决定以及它对我的健康造成的后果，使我父亲感到万分内疚，他更加厉害地酗酒。母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规劝和安慰他，可总是事与愿违，以致渐渐感到束手无策，孤立无援。我们家仅有的一些来客，就是那些被请来制止父亲在痛饮苏格兰威士忌之后失态的护士。
好几年以后，我开始为军情五处调查一批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英国人，这些人在三十年代醉心于共产主义。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的那段生活。我没有他们所拥有的各种特权和受教育的机会，我的家被资本主义变幻莫测的局势拖得支离破碎，我亲身经历了经济的萧条与不景气所带来的后果。然而，因为他们当了间谍，我成了猎人，而他们却成了猎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回答很简单。一九三二年，我十五岁，没有什么资历，需要工作。我没有时间过问政治哲学。我在《泰晤士报》的人事广告栏目里登了一则待聘启事。第一个给我回答的是一名叫玛格丽特利的女人。她在苏格兰韦斯特罗斯附近的普诺克顿经营了一个被称为阿奇纳达罗奇的农场。我成了她农场的工人，没有工资，只提供食宿。苏格兰有起伏连绵的山峦，开阔无际的天空，大自然使我从困惑中怡然得到了解脱，把过去的痛苦悄然融化在这温暖而又协调的生活之中，我寻找到了我生活中的最大爱好;务农。
玛格丽特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想把她的农场办成一个训练基地，专门培养从伦敦贫民窟来的孩子们，以便让他们将来能当上各农场的管理人员。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她决定放弃这一念头，打算写一部反映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生活的书。白天她写书，我照管农场；晚上，等我把一切料理完毕，她便让我坐下来为她大声朗读她在白天写的东西，我的慢性口吃症因此而渐渐痊愈。这本书最后终于出版了，书的名字叫《高原家织》，获得很大的成功。
一九三五年春，地主要增收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的土地税，我们因付不起这笔土地税，被地主赶出了农场。我们只得搬到康沃尔郡的一个农场去，那里地租要便宜些，生活一如以往。我雄心勃勃地想成为一名专门研究食品生产工艺的农业科学家，但是由于以前所受的教育中断，无法获得资格申请奖学金。三十年代还不时兴赠款。后来玛格丽特给了一点帮助，我靠着自己在贩卖猪崽生意上的小聪明，以及家里和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的院长有点关系，好容易才凑到了足够的钱去农业经济学院学习。我搬到牛津一年以后，即一九三八年就和妻子罗易丝结了婚。这时关于战争的传闻到处沸沸扬扬，我们和其他大多数年青人一样，怀着一种好景不长的预感，似乎免不了要过那种流离失所的动荡生活。
我在牛津的那段时间里，父亲开始弥补过去六年中由于他的酗酒所造成的损失。在母亲的鼓动下，他又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工作，不过只当了一名顾问。我想，大概是战争迫在眉睫的预感使他猛然醒悟，他渴望为国效力，便迫不及待地与在海军科学局的弗雷德里克布伦德里特爵士取得了联系。布伦德里特坦率地告诉他，由于他的贪杯，名声很坏，要找一个层次较高的工作位子是不可能的。布伦德里特让他先作为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试用一段时间。父亲答应了。我十分钦佩父亲的献身精神，他放弃了在马尔科尼公司当顾问的收入的一半，心计情愿地在实验台前与那些比他小二十岁的青年科学家一起工作。他从不在乎自己曾经是马尔科尼公司研究部主任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他是急于赎回过去失去的一切，坚信战争要爆发，人人都有责任为国尽职尽力。
父亲由于在观察太空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从而使得他的事业又发达起来。很快他就被指派去负责Y 监听的技术发展工作。Y 监听就是对德国通讯进行战术上的监听。后来他被任命为英国海军部信号队的首席科学家，又回到了伟大的游戏当中，寻找回了他青年时代的黄金世界。一九四三年，他奉命为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战役编制信号计划。这是一项规模宏大而又繁琐的任务。每天工作之余，他总要拨弄无线电，聆听摩尔斯电码的喀喀声，作运转情况记录，进行分析，以供次日参考。他躬着身子，头上戴着耳机，一心要弄清这个电子世界中的奥秘。我常常想，这时才是他的极乐时刻。
战争爆发后，我所在的农业经济学院停课了。我的指导老师斯科特沃森成了农业部的首席科学家。他带着大部分的教职员接下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为国家准备食品供给。这时，我是我们家惟一的一个未能为战争中的国家贡献力量的人。我弟弟进了电子研究实验室工作，妹妹是威恩斯公司的监听员（她后来在信号情报处和琼斯一起工作，以后与电子研究实验室主任罗伯特萨顿结了婚）。我给布伦德里特写了信，希望他能助我一臂之力，在英国海军部为我找份差事。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来电报邀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谈。
第9页
布伦德里特早在好几年前就认识我。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农场主，曾经成功地培育出了弗里西亚良种牛。他对我在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的那段经历很感兴趣。他问我能在海军部干些什么。我向他解释说，我连续几年观察过我父亲干的工作，在电子技术知识方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可以与大学里的本科生相比。仅仅只用了十分钟，他就答应我在下个星期到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工作。
我在海军部研究实验室所属的小组是由斯蒂芬巴特沃思负责。他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都叫他山姆。他是个细高个子，一头髦曲蓬乱的黑发，一刻不停地抽烟斗。他干起活来，就像疯了似的，非常玩命。他组织了一批精明强干的青年科学家在他的周围，包括梅西、冈恩、威格尔斯沃思、贝茨和克里克。由于我的资历很浅，在这个实验室工作，我感到有一种不安全感，于是我拼命学习。每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我们汉普顿威克城的公寓里的厨房桌边，通宵达旦地学习高等物理学，德国飞机的炸弹就在公寓周围轰鸣。巴特沃思常常鼓励我。他的弱点也正是他的最大潜力所在：他总是默默无闻地工作，让别人去夸夸其谈。战争结束时，他的才华和他无声无息从事的一切所得到的报酬，仅是一枚毫无价值的帝国勋章。
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对赢得这场战争所作的贡献被人们全然忽视了。战争刚爆发时，磁性水雷所造成的威胁，成了英国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海军实验室已着手研制一种消磁系统来消去我们的船舰的磁场，以免战斗力遭到破坏。在一九四O 年，如果没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消磁系统，我们的作战能力是很成问题的。
例如，德国人在敦刻尔克海边的浅水域里布下了成千上万颗磁性水雷。希特勒坚信，这些水雷可使英国军队的大撤退无法成功。巴特沃思知道，德国的水雷只要碰上磁北极向下的磁场才会爆炸，他建议我们的船舰的磁场改为磁南极向下，这样，我们的船舰遇到水雷时就可以自动排开它。于是英国海军部又着手搞了一项庞大的磁场转换工程，所有要去敦刻尔克的船舰，都要进行这种磁场转换。结果表明，没有任何一艘船只遭到水雷的破坏。
在战争的动乱中，除了让青年人充分开动脑筋，别无选择。敦颠尔克大撤退以后，我和另外一个在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雷戈斯基奉命为威尔士亲王号战舰消磁。这艘战舰停泊在罗塞斯的干船坞里，它的下一次航行任务是送温斯顿丘吉尔去出席大西洋会议，与罗斯福会晤。它是由贝尔法斯特的一个造船厂建造的。其磁场是在船身周围，而不是从船头到船尾。原来的消磁方法失效了。它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出海，是极不安全的。
戈斯基和我搞了一个临时的简易系统来消除横跨舰体中心线的磁场。用一个巨大的线圈，把舰体绕起来，然后把它接在潜艇的电瓶上充电，这样就可以产生一种磁场以抵消船上原来的磁场。这项工作花了好几天时间，动用了舰上的所有人员。我们在罗塞斯干船坞里看见成百上千的人按照我们的指令一致行动，尽管我们俩只是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
战争期间的科学往往就是这样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你认为怎么干最好，你就怎么干。战争的紧迫感不允许你事先作上十到十五年的准备工作，要是那样的话，也许起步就迟了。战争铸造了我以后处理技术情报的能力，教会我懂得了因陋就简的价值，同时让我明白了只要工作人员听从那些讲究实际和创造性科学的年青人的指挥，工作效率将会是何等的高。可悲的是，战争结束时，这种态度完全消失了，各色各样的委员会，伸出他们死神般的手，把这种生机扼杀并抛出了英国。
一九四二年，我开始研制最早的反袖珍潜艇的探测系统。这种系统在北非的火炬登陆战和以后的西北欧登陆战中，成功地保护了港湾。这导致了我参与炸沉德国第一流战舰蒂皮兹号的行动计划。这艘战舰停泊在阿尔登福约德湾，随时随地都对英国的船舰造成威胁。我们拟定了一个用袖珍潜艇来搞掉它的方案。德国人用潜艇探测器来保护阿尔登福约德湾。这种探测器是由铺在海底的几组线圈组成的，能测出过往船只的磁通量，其原理与我在海军研究实验室研制的那些系统的原理相似。因此，我被叫去，让我设法为我们X 型袖珍潜艇消磁，使它们能神出鬼没地开进阿尔登福约德湾，不被德国人发现。
潜艇消磁技术远比普通船只消磁技术要复杂得多。最后，我发现如果在潜艇上安放一块电磁铁，并通上一定量的电流，便可以作为一种补偿系统，来抵消袖珍潜艇进人该区所造成的磁场变化。同时，我计算出，如果X 型潜艇在有磁暴的情况下开进阿尔登福约德湾，被敌人发现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十至一百倍。我为此走访了埃斯克代里米尔的磁异常观测站，了解到他们很有可能预测到具有足够规模的磁暴，于是我向海军部呈交了我的调查结果。
一九四四年，经过消磁的英国X 型潜艇在磁暴的掩护下开进了阿尔登福约德湾，官兵们非常勇敢，设法在蒂皮兹号上安放了炸药，使该舰遭到摧毁，完全丧失了战斗力。那天的战绩使他们获得了三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是，如果没有海军研究实验室在技术上援助，光有勇敢是无济于事的。
第10页
战争结束时，我再也无法改行了，虽然我最热爱的事业是务农，但所有的一切注定我再也不能够重温那种大自然之梦了。我只得去参加战后的科学文官考试，主考官叫斯诺。这次考试是专门为了从扩征的几百人当中挑选最优秀的科学家而举行的。我以二百九十分和另一个人并列第一名（满分是三百分）。巴特沃思向我热烈地祝贺。过去那些守在厨房里的小桌子边攻读的日日夜夜总算没负我这片苦心，虽然主要的功劳应归于巴特沃思。
一九四六年，父亲又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并担任了总工程师。同年，我也开始了在电子研究实验室的新生活，担任了主任科学官。在以后的四年当中，父亲和我一直在同一行当里并肩工作。我们彼此都不提及三十年代考试的事。到了一九四九年，弗雷德里克布伦德里特爵士的一个电话，把我带进了军情五处这个新天地里。
第三章
一九四九年，我在布伦德里特的办公室与约翰泰勒第一次见面后的几天，接到了他的电话，邀我去伦敦。他建议去圣詹姆斯公园，我们在白金汉宫前面的桥上见了面。我们来回漫步于鹤鹈鹕和鸭群之间，不时停下来顾盼自己在水池中的倒影。用这种奇特的工作方法来处理国家安全大事，使我感到迷惑不解。
泰勒身材矮小，蓄着小胡子，阴郁的脸上流露着机警敏锐的表情。在北非战役中，他是蒙哥马利手下的一名通讯官，尽管他现在是邮局的技术员，可他仍旧保持着他那粗旷的军人举止。他为军情五处和六处搞技术研究，实验室就设在多利斯山邮局特别调查组里面。他非常肯定地说我知道他是负责官员。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让我有事不要到莱肯菲尔德大楼军情五处总部去找卡明上校，除非是作一次短暂的拜会。一般情况下，就通过他这个中间人来办事。泰勒劝我不要谈有关的办公室的事，只是说我将被授予特聘科学顾问的头衔，但不支付报酬。好几年来，我们每个月都要在圣詹姆斯碰一次头，讨论我提交给布伦德里特委员会秘书莱特的有关技术问题的书面报告（莱特后来当了国防部副部长）。
泰勒和我在技术任务上分了工，邮局方面负责研究红外线探测系统，我则开始动用电子研究实验室的有利条件来研制一种新型话筒，并观察这种话筒对来自室内家具的声波反射的接收能力。以前我所从事的反潜工作使我对共振原理非常熟悉。当声波碰到一个硬介面时，如玻璃窗或档案柜时，就会产生大量的谐波。关键在于要在空间找到失真度为最小的一点，从而收到清晰的说话声。
一九五一年的一天，我接到泰勒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里带着焦虑。
我们遇到麻烦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今天下午我们碰一次头好吗？
下午，我坐在外交部对面公园的长椅上和他见了面。他向我描述说，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空军武官有一次在办公室里用接收器收听俄国军用飞机的通讯时，突然，从接收器上听到自己响亮而清晰的声音。他意识到，他的谈话内容被人窃听了。他立即把这件事作了报告。泰勒和我讨论了半天，推测他们有可能用什么样的话筒，还安排了一个名叫唐贝利的工程师去调查这件事。唐贝利去莫斯科之前，我简单地跟他交代了一下，告诉他怎样才能有把握地找出窃听器。我开始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情报部门在技术专业知识方面是何等的匿乏，甚至连个相应的仪器设备都没有。我只得把自己的工具和仪器借给他用。他对我们的使馆进行了彻底的检查，但什么也没有找到。显然俄国人已听到了风声，把窃听器关闭了。
贝利回来以后，我详细地问了他一些情况，弄清了他们用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无线电话筒。这种窃听装置一旦开始工作，强无线电信号便以清晰的载波形式出现。我猜测，俄国人和我们一样，也在实验一种共振装置。不到半年，我的猜测被证明完全是对的。泰勒又把我叫去作一次紧急会晤。
他告诉我，美国国务院的清查人员按惯例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办公室进行清查，为美国国务卿的来访作准备。他们用了一种标准的可调信号发生器，发出一种颤噪效应，类似于一个无线电电台在一间开着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房间里工作时产生的信号。这种颤噪装置探测出了一个装在大使写字台背后墙上的美国国徽里的微型窃听装置。
颤噪频率为一千八百兆赫，美国认为该窃听装置的工作频率也应该同样是一千八百兆赫。但试验表明，使用这个频率工作时，信号不稳定，灵敏度也不高。美国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感到无能为力，非常绝望，只得求助于英国来解开这玩艺儿的谜。
布伦德里特为我在大巴达城的旷野安排了一个新建的十分安全的实验室。泰勒和另外两个美国人慎重地把那玩艺儿送到我的实验室来了。它外面包着棉花，放在一只看上去像是装棋子的木盒里。那东西约有八英寸长，顶端有天线，里面有凹槽，内藏一个蘑菇状的金属装置，装置的顶部有个平盖，用来调节音量大小。它后面有一片薄膜，专门用于收音的，上面已经被人戳了个洞。那两个美国人感到有些局促不安，慌忙对我作了解释，说他们的一个科学家不小心用手指把它戳坏了。
第11页
在目前这种关键时刻，这种事找到我真让人哭笑不得。我搞的反潜探测系统正接近试验的关键阶段，我应该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上面，可现在，我也只得抽空在每天晚上和每个周末，穿过马尔科尼公司后面的荒野，到我那间已被弃置不用的尼森式小棚屋去。为了弄清这玩艺儿的工作原理，我折腾了两个多月。
我得先把那片薄膜修好。那玩艺儿的一个零件上盖有检验图章，从上面的日期来看，俄国人是在极其仓促的情况下把它投入使用的，以便能赶在美国国务卿到达之前安装好。显然他们在这块薄膜上装有微型设施以固定薄膜，因为我每次用镊子时，都会把薄膜弄破。经过多次试验和失败，我终于设法先把薄膜摊开，然后再把它固定起来。虽然很粗糙，但总算成功了。
我量了一下天线的长度，用各种方法探索这玩艺儿的共振方法。操作频率为一千八百兆赫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我把它坚放在一个地方，用一种音频信号发生器向它发出信号，其反应正像美国人所描述的那样，信号不稳定，灵敏度很低。我花了四个周末，才弄明白那玩艺儿的工作原理与我们所想像的工作原理截然相反。我们原来都以为那金属盘要松开才能增加共振，但实际上，金属盘愈贴紧蘑菇状装置，整个装置的灵敏度就愈高。我把金属盘进行了调整，把发射信号打到八百兆周这一挡，这玩艺儿便开始发出响亮而清晰的声调。我欣喜若狂，立即打电话把这喜讯告诉了我父亲。
我把那玩艺儿弄好了。
我知道了，他说，噪声差点儿没把我的耳膜给震破。
我跟泰勒约好一个时间来看这个装置。他和卡明上校、温特博恩以及两位美国清查人员一起来了。父亲也来了，还带来了一个马尔科尼公司自学成才的科学家，他叫肯普，是公司研究部主任。我把这玩艺儿装在房间里远处的一面墙上，又在隔壁房间里装了一台监听器，音频信号发生器的声音就能被清楚地听到，如同在现场一样。
我把调谐盘调到八百兆周，向他们讲解这当中的奥秘。所有这一切如此简单，使两个美国人惊得瞠目结舌。卡明和温特博恩掩饰不住地流露出沾沾自喜的神色。当时正值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发生后不久。这两个出身名门的英国外交官在一九五一年变节投向了俄国人的怀抱，这引起了美国的极大不满。因此，无论在哪方面，英国哪怕表现出一点小小的优势，对卡明和温特博恩来说，都将是举足轻重的。这一点我后来很快就知道了。肯普开始奉承讨好地说，马尔科尼公司迟早要签订合同来生产他们自己研制的窃听器。
要多久才能用上这种装置？卡明问。
肯普和我跟他解释说，为了保证质量，大概至少要花一年时间来生产这种东西。
肯普对卡明说：马尔科姆，我想我们可以提供场地，或许还得安排一个人在彼得手下工作，搞出产品样品，不过事后你得设法搞到资金
啊，我们不可能出钱的，这你是知道的，卡明回答说，财政部绝不会同意扩大秘密拨款。
肯普扬起眉头。显然卡明不止一次地为经费问题争论，他总想不支分毫就得到设备。
可是，我斗胆插了话，如果政府真有心要为军情五处和六处置些技术设施的话，那就得公开拨款。
你所建议的恰恰是他们最不愿意做的，卡明摇着头回答说，你也知道，我们并不真正存在。
他用眼睛盯着我看，仿佛他有了什么新点子。
你是否可以代表我们去跟海军部联系，让他们在公开拨款中给我们一点儿援助，或许
这是我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处理情报部门筹集资金问题的开端。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直到六十年代。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情报部门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技术改造，只得求助于军事部门。军事部门实际上是很不情愿这样做的，于是变得非常不耐烦。我认为，英国情报部门在战后最初几年里之所以很外行，这是个主要的因素。
但是，按照吩咐，我开始说服英国海军部承担研究这种新型话筒的经费。我紧急求见布伦德里特的继任者、海军科学局局长威廉库克爵士。我和他非常熟。他瘦长而结实，有一头红发和一双明察秋毫的蓝眼睛。他好大喜功，又是个出类拔萃的组织者，主意不少。战后我第一次同他打交道是他邀我到他手下搞蓝带计划模型。这个项目后来由于物资部首席科学家本洛克斯皮泽的良心受到了谴责而被取消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库克本人也对核武器的研制产生怀疑，尽管这是出于实际的和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他认为英国生产原子弹是很轻率匆忙的。他担忧，随着现代火箭技术的发展，海军会失去它应有的优势。我猜想，他或许还意识到，面对美国和俄国日益增长的优势，我们还热衷于搞原子弹，似乎有点荒谬可笑。顺便提一句，五十年代那些从事普通工作的科学家们几乎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我对库克说，这种新型话筒对情报工作也许会有预料不到的价值。如果海军部同意资助这个项目，那么以后它将使海军受益匪浅。我如此坦率地直述理由，使他会心地笑了。会面结束时，他同意从他的人马中抽调六人，并投资在马尔科尼公司建造一个专门的实验室，以便开展工作。
第12页
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我们搞出了样品，代号森林之神。肯普和我来到莱肯菲尔德大楼军情五处总部的前门。休温特博恩在那里迎接我们。他带着我们到了六楼的一间陈设简朴的办公室，把我们介绍给一个高个头的驼背男人。这人穿着一件细条纹西装，笑起来时，脸上的肌肉会失去对称。
我叫罗杰霍利斯。他说着从书案后面站了起来，生硬地和我握手。局长恐怕今天不能来看了，所以临时由我这个副手代表他出席。
霍利斯没有同我们闲扯寒暄。他的办公桌上空无一物，证明了他是一个办事效率高的人。我不敢耽搁，立即把装置拿出来给他看。还有一只手提箱，里面是操作森林之神的无线电设备，还有两副天线，外表看上去像普通的雨伞。两副天线打开来，就可以进行接收和发射。
我们把森林之神装在军情五处在南奥德利街的一套公寓里，把天线装在霍利斯的办公室里。试验开始了，一切正常。我们听到了那边公寓里的说话声，甚至连钥匙在锁孔内转动的声音都一清二楚。
在试验进行的过程当中，霍利斯赞不绝口地说：彼得，太棒了，这简直是一种奇幻的魔术。
卡明在背后嗤嗤地促笑着。
直到此时此刻，我才知道，军情五处的官员们几乎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把他们自己禁铜在莱肯菲尔德大楼这个世外桃源里，很少体验过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胜利喜悦。霍利斯从书案后面又站了起来，一本正经地发了一通官话。他说，这是五处多么了不起的一天，说这正是布伦德里特组建他的班子所梦寐以求的。他讲这番话时带着一副居高临下的口吻，仿佛我们这些仆人为他在玫瑰园里找到了丢失的钻石冠冕一样。
森林之神不负众望，果然非常成功。美国人迫不及待地定购了十二套，并厚着脸皮复制了图纸，自己又造了二十多套。整个五十年代，森林之神作为获取机密情报的最佳工具之一，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被广泛使用，直到新的仪器取代了它。而就我个人而言，森林之神的研制成功，奠定了我在军情五处的科学家地位。从那以后，他们经常来找我，向我咨询日益增多的技术问题。
我仍然同卡明交往，渐渐也知道了他那个部门;A 处的结构情况。他管了四个科：一科为军情五处提供物资，从话筒到撬锁的扳子都有；二科是技术科，里面有许多像休温特博恩那样的人才，他们使用一科提供的物资；三科负责同特别处的警察取得联系；四科是一个正在扩大的监视中心，负责跟踪伦敦各大街上的各国外交人员和其他外国人。
卡明在技术问题上是个低能儿。他认为A 处应当管科学，而不是用科学来管理A 处。因此，这个处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严重缺少现代化设施，这本来早就应该实行的。
在我们讨论具体的问题时，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富有成果的。但总有一天我们会涉及到一个我无法向军情五处提出咨询意见的领域，除非卡明和温特博恩完全信任我。譬如，温特博恩常常问我是否对电话窃听方面有什么设想。我坦率地告诉他，如果我不知道他们目前采用了什么样的技术，这个问题就无从谈起。
啊，当然，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领域属于绝密，我想我们还是别谈这种事为好。卡明总会不耐烦地敲着桌子说，温特博恩对此非常恼怒。
监视方面也是同样的。五十年代，军情五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监视和跟踪伦敦大街上日益增多的俄国人。
你有没有什么新招，彼得？卡明问我，仿佛我的上衣口袋里藏有什么锦囊妙计似的。我建议说，至少得让我亲自看一看监视中心的操作规模。卡明说他尽力设法为我作一次安排，可后来他什么设法也没有。
尽管困难重重，军情五处仍然发现我对他们有用。一九五四年那阵子，我每星期几乎要花两个整天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忙乎一天，我刚开完一个很长的会议后，卡明邀我到他的俱乐部共进午餐。我们一起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再从帕尔市场走进I．O．俱乐部，卡明一路上摆弄着他那把习惯于带在身边的雨伞。
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此刻，我才发现，尽管我和卡明打了五年的交道，可像这样的社交活动在我们之间还是头一回。卡明身材矮小，并且没有多少天赋，可他对军情五处却是忠心耿耿的。就像约翰巴肯的小说里描写的警察一样，他可能会把英雄当成坏蛋去追捕。他当过步枪旅的军官，符合军情五处悠久的军事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该处的创建人弗农凯尔。他和军情六处的第一任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上校有点沾亲。我刚认识他时，他就有意识地让我知道这个背景情况。英国安全局局长狄克戈德史密斯怀特也是卡明弄进来的。二十年代，卡明和怀特曾在一起带着一群孩子去野外露营，怀特很不安心当一名学校的教师，卡明说服他申请加入军情五处。怀特进了五处以后果然脱颖而出，成了一名才能超群、判断力准确的情报官员，很快就远远超过了他的引荐人。怀特为了报恩，在五十年代对卡明特别照顾。
第13页
卡明很富有，这是他应有的。他在苏塞克斯拥有一座大庄园。在乡间，他是个绅士；到了城里，便是间谍。这种行当很适合他这种内向的小伙子性格。其实，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整理军情五处的公文和其他例行公事上。那些在战时从高等学府里被选派进情报部门的佼佼者，与卡明的关系不是很好。但卡明有一方面的才能是相当令人吃惊的，他有一张十分复杂的交际网，他在俱乐部有许多老朋友。他的关系形形色色，稀奇古怪。如果军情五处需要一个讲中国话的独脚洗衣女工，卡明也能找来。A 处的处长位子空缺了，卡明自然是填补这个空位子的首选人。
卡明要了鹈鹕蛋，并问了我一些个人生活经历的情况。吃饭时，他漫不经心地听着我的谈话。饭后他要了两杯白兰地，这才把他请客吃饭的目的托了出来。
我想问你，彼得，你觉得我这个处的情况怎样，单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我对他的提问是有思想准备的，决定借此机会来讲明我的心里话。
不会有多大的起色，除非你任用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科学家，并放手让他工作。
白兰地送上来时，我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你得让他有机会接触办案人员，帮助他们进行规划和分析进展情况。
卡明举起酒杯，轻轻地晃动着杯里的酒。
是的，他同意说，我们也想这么干，可很难找到合适的人，琼斯很想来干，可如果我们让他进来，他第二天就会要求独揽大权，一手遮天地搞下去。
我同意他的观点。
有一段时间，我曾一度对温特博恩暗示，如局里有合适的位置空缺，我倒有兴趣正式加入军情五处。
我问卡明：我想你已经告诉过你我有兴趣来试试？
啊，就是这个问题，彼得，他回答说，我们同白厅有过光明正大的协议，互相不得挖墙角，尽管你是自愿的，我们也不能把你从海军那边弄过来。
卡明举起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
他继续说：当然，如果你离开海军部，情况就不一样了
好一个卡明，他要我采取主动。我提出了我在海军部的养老金问题。如果我离开海军部，那么我这十四年应得的养老金就要全部泡汤。我不能跟卡明一样，可以靠私人收入来维持生活。卡明轻轻地弹了一下白兰地酒杯的边缘，脸上流露出惊奇的神情，仿佛我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想，你也很清楚，这对于你来说，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彼得。他说。
他停了一下，把话峰转入他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上。
我们不是行政机关的文职人员，你只能准备信任我们。我们这行的经费都是秘密拨款，既然这样，我们就无法写个书面保证。但有一点我可以担保，如果你以后有什么难处，我们会作出某种安排，总不能眼巴巴地看到我们的人吃亏吧，这你是知道的。
午饭后，我们从高雅华丽、酒香沁人的I．O．俱乐部出来，走到明朗的皮卡迪利大街。
如果你决定离开海军部，记住通知我一声，好吗，彼得？卡明说，那时我会请各部门的处长多多关照的。
我们握手道别，他转身大步向莱肯菲尔德大楼走去，那把雨伞仍夹在他的胳膊下。
卡明让我加入军情五处的邀请来得太巧了。反潜项目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海军部急于想把我安排到朴茨茅斯的新工作岗位上去，我对新任务没有兴趣。与此同时，马尔科尼公司与英国电气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合作进行蓝带计划的研究。马尔科尼公司实验室副主任埃里克伊斯特伍德叫我去搞蓝带计划的导向系统。不到一个月，我辞去了在海军部的工作，进了马尔科尼公司，当了公司的高级主任工程师。
我发现自己在搞导弹研究中显得力不从心，部分原因是我渴望早日加入军情五处。但是认为导弹系统搞不成的人不止我一个，建造导弹系统简直是一件愚蠢之至的事，是英国自欺欺人的一个写照。不管怎样，这种科学最终只有消极的意义。那么，为什么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耗在研制一种你希望并祈祷永远不用的武器上呢？
我打电话给卡明，告诉他我已经离开了海军部，等待他走下一步棋了。半年以后，我又被邀请去吃饭，他很好客，但不像上次那样慷慨了。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
我同委员会讨论过你的建议了，我们很欢迎你。但是如果你以科学家的身份进来，我们就会遇到来自白厅的麻烦，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先例，这会使事情复杂化，所以，我们建议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官员进来，并设法发挥你的长处。
我明确地表示出对卡明的建议不满。就我所了解的而言，因为这一差别他将以普通官员的工资支付给我，而不以我目前高级科学家的薪金支付给我，这样一来，我每年就要少拿五百英镑。还有一个原则问题，那是我和父亲讨论加入军情五处时，他提出来的。
他对我说：除非他们任命你为科学家，否则就别去。如果你让步，那么你以后就休想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工作了，没等你醒悟到怎么回事，你就已经成了一个普通的办案人员。
第14页
卡明对我的拒绝感到惊讶，但他并没有再试图说服我。他很快就起身告辞了，声称莱肯菲尔德大楼有个要紧的约会。
一个月以后，我在大巴达城的实验室里接到通知，让我到肯普办公室去。卡明和温特博恩都坐在那里了。温特博恩满面堆笑。
啊，彼得，肯普说，看来我终于留不住你了，马尔科姆要你去军情五处当首席科学家。
温特博恩后来告诉我，卡明去过肯普那里，问他要得到我，要付我多少钱。肯普深知卡明为了替政府节省几个英镑， 会走到何等极端的地步。 于是他回答说：一份公平的工资。如果我去，我也会提出这个要求的。
卡明对我说：当然，还要经委员会批准，但那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
我和在座的每个人一握手，又回到我的实验室，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第四章
四天以后，我来到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参加选拔委员会的面试。四室那结满霜冻的玻璃隔间打开了，里面有一双眼睛在仔细地打量着我。尽管我的面孔并不陌生，但因为我还没有出入证，只得耐心地等待着警卫人员往卡明的办公室打电话，以便派人来领我进去。
先生，是来看局长的？来人问我。他按了一下电梯的按钮，铁门随着一声沉闷的声音打开了。这是个老式电梯，是用一个装在铜盒里的操纵杆来开动的。电梯当啷当啷，呼哧呼哧地开始上行。我数着经过的楼层，一直到了六楼。军情五处的高级领导人的办公室就在这里。
我们走了几步，下到一个走廊，然后进了一间长方形的大房间。这是局长的秘书室，看上去它与白厅的其它办公室没有什么两样，那些秘书们个个养尊处优，穿戴整洁，整天在打字机的啪喀声里迎送时光，唯有那放在窗户对面的组合保险箱向人们揭示出了这个地方的性质。房间的墙那头，有一扇门，通往局长办公室。外面这间房子的纵深度是特意设计的，以防任何闲人擅自闯入。这个纵深度使局长有充足的时间在任何人闯入之前锁上自动锁。此时，局长室门上的绿灯亮了，一个秘书陪我穿过外间，带我进了局长办公室。
局长的办公室里明亮宜人，充满了新鲜空气。室内陈设着古色古香的胡桃木家具和皮背椅子，使人以为这是在邦德大街的金融大楼里，而不是在白厅。墙的一边挂着三位前任局长的肖像，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严厉和冷峻的神情。另一边，在一张干净的会议桌得，坐着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我只认识卡明和霍利斯，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
局长狄克戈德史密斯怀特爵士招呼我坐下。我多次去卡明的办公室，曾在那里见到过他。但这仅是一面之交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也在毕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学院就读过，是学院一英里赛跑纪录的保持者。当然那是在我进这个学院之前多年的事了。他的身材高大，精瘦的脸上泛着健康的红光，并有一双厉害的眼睛。他有一股戴维尼文般的风度气质，同样的英国举止，轻松感和整洁笔挺的穿着，与委员会的其他人一比，更显得光彩照人。
我们坐定以后，他开始一本正经地说话了。
我听说你希望跟我们干，赖特先生。你或许能说说你的理由。他说。
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为安全局做了许多事，并重申，如果不让我加入安全局，取得充分的信任，我就无法再为安全局干事了。这些观点我以前也对卡明重申过。
我想代表全体委员会的成员说几句，他回答说，如果我们这里不能为一位科学家提供他工作所必需的一切，那么我们是不打算请一个科学家进来的。这一点你应该充分明白。
卡明点头同意。
但是，怀特继续说，lsquo;有一点应该让你清楚，安全局与你所熟悉的白厅的其他部门不一样。如果你进来了，你就没有任何机会得到提拔晋升。
他解释说，进安全部门的人，年龄一般都要比其他部门的文职人员大一些，必须具有在军情五处各个部门里训练过的各种素质，由于名额的限制，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能升到高级官员的位子（即后来称为局长助理的位子）。至于要想成为六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那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既然我已经是作为高级官员的身份进来担任专门的工作，当然就不可能成为委员会的成员。我坦率地对委员会说，我天生就是一个孤独的耕耘者，而不是一个主宰者，我对是否能提升亦不在乎。
我们简单地谈了一下如何与白厅携手合作，这在技术领域方面是极为重要的。二十分钟以后，大家都感到无话可谈了，于是秋克怀特便作了总结。
赖特先生，我的意见是我还不能肯定我们安全局是否需要你这样的动物来工作。他停了一下说，但是如果你准备试一下的话，我们也愿意。
这种拘束的气氛缓和了。委员会的成员们陆续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我和他们谈了几分钟。当我正准备告辞退场时，狄克怀特向我点头，示意我到屋子尽头他那张书案旁。
彼得，你先跟休温特博恩在A 处二科干。马尔科姆负责安排任务，我已经告诉他，我希望你主要搞D 处的工作，就是苏联问题。
第15页
他的手指轻轻地弹着案头的日记本，眼睛注视着窗外肯辛顿那边俄国大使馆的方向。
我们耗尽了心血也没有战胜他们。怀特啪的一声合上日记本。他希望我能交上好运，使事情有起色。
午餐以后，我又回到六楼。按例行手续，人事处处长约翰马里奥特得跟我当面谈谈。战争期间，马里奥特是双重间谍委员会的秘书，这个机构使军情五处在战时大获全胜，它在纳粹情报部门内部发展了十几个双重间谍。战后他在安全情报局中东部工作，以后才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他是一个很受信任的官员。
我们只是随便谈谈，了解一下你个人的背景情况。他说，同时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共济会式的握手方式跟我握手。这时我想起父亲也是共济会的成员，难怪我第一次跟父亲谈起要正式去军情五处工作时，他绕着弯子劝我加入共济会。
必须确认你不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你应该明白。他那说话的口气仿佛认为这种事是为军情五处所不容的。在卡明向我进行最后摊牌的前几个星期里，我就听说有一个局长秘书室的退休警察到马尔科尼公司对我的一切进行了例行的调查。人事处处长跟我面谈后，我没有受过任何其他审查。虽然当时正是军情五处为整个白厅范围内建立一套严格的审查制度之时，可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军情五处内部才逐步实行系统的审查。
马里奥特的写字台上什么也没有。我猜想这次谈话被录了音，存入了我的档案。马里奥特虽然对这次面谈进行得非常慎重认真，可是只问了几个问题。
你年青时是个狂热的左翼分子吧？
也许有一点吧。我在三十年代当过工人教育协会的教员。
是个道地的共产党人，对吧？
在康沃尔不是这样。我回答说。
你在一九四五年投过工党的票，对吗？
我想军队里的大多数人都投了工党的票。
那么，你现在是个中间派了？
我告诉他我憎恨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似乎对我的长篇大论感到满意。接着话题又转到我的个人生活上。他在这个问题上兜了半天的圈子，最后问道：
你过去喝醉过酒吗，不管什么原因？
我这一辈子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失态。
他打量着我。
有人找过你做秘密工作吗？
只有你，没别的人。
他差点笑出来。但很显然，这句话他已听了无数遍了。他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张表格让我填写，包括直系亲属的情况。就这样，我的审查算是通过了，难怪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等那么容易就混过了审查这一关。
在我正式进入A 处二科工作之前，我和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青官员在一起接受了为期两天的训练。训练课题由一个名叫约翰卡克尼的人负责。卡克尼是一个严厉的沉默寡言的官员，我和他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他有时非常凶狠，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他只是厌恶对刚来的新手进行素质训练这种工作。他与军情五处的其他官员完全不一样，他不甘于这种千篇一律的枯燥生活，喜欢闯荡，我行我素，认为五处以外才有开阔的天地。所以，后来他离开了五处，去做生意，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他先在维多利亚投资公司干了一阵，后来又去王室地产公司工作，担任过伦敦港口总裁。现在约翰卡克尼是西部直升飞机公司的总裁。
卡克尼训练我们时，按照惯例给我们讲了军情五处的法律地位。
他直言不讳地说：安全局（军情五处）没有什么法律地位，在白厅范围内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地位，因为它的工作常常违反一些清规戒律和法律。
卡克尼描述了许多可能发生矛盾的情况，譬如，未经授权私闯民宅，或者侵犯个人隐私。 他清楚地告诉我们， 军情五处是在第十一诫的基础上展开活动的，即你不能被人抓住，一旦被人抓住，军情五处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人的。他还告诉我们如何同警察取得联系，一旦出事，警察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帮助军情五处的，特别是你遇到了适当的人时，事情就会逢凶化吉。但是安全局和特别处的警察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他说：他们很希望干我们这行，我们却不希望于他们那行。
卡克尼把现行的军情五处的内部通讯录给了我们，并给我们讲解了五处内部的组织结构情况。安全局有六个处：A处管物资；B处管人事；C 处管安全保卫和审查整个政府机构的人员；D处负责反间谍；E处负责殖民地的情报工作，以及马来亚和肯尼亚的反叛乱行动；F 处是国内监视中心，主要监视英国共产党，特别是它与工会运动的联系。
卡克尼顺带稍稍提了一下姊妹局;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况，白厅的大多数人更习惯称它为军情六处。他给了我们军情六处的标准通讯录，并告诉我们，我们与军情六处保持联系的部门很少，只有军情六处的反情报处和负责共产党事务的一个规模很小的研究室。这些机构在我加入军情五处后不久就撤消了。卡克尼讲到这些事就变得小心谨慎。直到后来，我同军情六处的技术人员建立了联系时，我才发现这两个局的矛盾很深。
第16页
训练结束了，我们去拍了照，领到了军情五处的出入证。卡克尼把我们介绍给一个来自C 处的特别处退休警察，让他教我们如何保管文件。他告诉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把文件带出办公室，办公桌的抽屉里不能放任何文件，离开办公室哪怕十分钟时间，都得锁门。他还告诉我使用的那个组合保险柜的锁码，还说局长的保险柜里存有该锁码的复制件，这样上级领导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都能从一个官员的保险柜里取到任何文件。这些措施都非常切合实际，我禁不住把这与薄弱的人事变动审查环节进行了一番比较。
一个星期过去了，卡克尼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里。这间房间里除了一张放着录音机的桌子外，什么也没有。他从橱里拿出好几盘大录音带。
给你，他说，这玩艺儿会把一切告诉你的。
录音带的题目都标在卷轴上：《英国安全局简史》，盖伊利德尔供稿。他是该局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间的副局长。在军情五处的史册中，利德尔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头面人物。他于一九二七年从特别处调进军情五处。他在特别处时，独立地负责搞针对苏联的反间谍计划。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以非凡的毅力和满腔热情主持着军情五处的反间谍工作。一九四六年，他成了安全局最为理想的局长候选人。但是，艾德礼首相任命了一个名叫用西西利托的警察当了局长。这一人事变动无疑是给军情五处当头一棒。艾德礼怀疑军情五处是一九二九年齐诺维耶夫信件一案的主谋。利德尔好容易才克制住了自己的不满，在西利托手下尽职。可一九五一年，他受到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这起丑闻的牵连。他一直与伯吉斯保持着友好关系，既然伯吉斯已人去楼空，他还有什么奔头呢？他感到身心交瘁，不久便退休了，到原子能委员会去任职。
我小心地装好磁带，戴上耳机，一个柔和优雅的声音描述着英国安全工作的秘史。军情五处是在一九O 九年由弗农凯尔上校创建的。当时国防部意识到，迫在眉睫的欧洲冲突，至少需要一小部分反情报人员。战争爆发不久，所有在英国活动的德国间谍几乎全部被军情五处一网打尽，这显示出了它的卓越战绩。利德尔热烈地赞扬了凯尔的丰功伟绩，认为他是从零开始，凭着自己的毅力把军情五处建成了一个声望很高的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情五处的预算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军情六处喋喋不休地到处游说，企图吞并它的竞争对手，可是凯尔精明强干，保持对军情五处的控制，并逐渐扩大了它在各方面的影响。
一九二七年，军情五处成功地对全俄合作社学会进行了突然搜查，这使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警察在军情五处的授意下，对苏联贸易代表团办事处和全俄合作社学会在摩尔盖特街四十九号的办公地点进行了搜查，发现了大量的间谍材料，从而使军情五处内部一致认为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是英国的主要敌人，应该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来对付它。这一认识被三十年代接踵而来的间谍事件进一步深化。一九三八年，苏联企图派遣由西格拉丁工程师打入伍尔维奇军火库的案件是所有这些案件的代表。格拉丁受雇于该军火库，是个老共产党员。军情五处出色的间谍专家马克斯韦尔奈特非常成功地安插了一名女特工人员在苏联，她把苏联的密谋计划全盘托给了英国。
一九三九年，凯尔已经年老不支了，利德尔也对军情五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工作中的失误作了反省。丘吉尔任首相后，决定大幅度调整白厅班子，使白厅绝对服从于他。凯尔的离职只不过是个时间的迟早问题。尽管利德尔对军情五处失去凯尔感到痛心疾首，但同时又对新上任的局长戴维皮特里爵士表示热烈的欢迎。皮特里负责招募了一大批天赋很高的知识分子，在他的主管下（以及利德尔的配合下，这一点虽然没有提及），著名的双重间谍制度产生了。踏上英国国土的德国间谍，要么被俘，要么就让其回到德国最高统帅部去提供假情报。这种活动非常成功，使德国人无法准确知道盟军大规模进攻欧洲的登陆地点。利德尔对战时的军情五处的工作有一个简单的评价：情报史上不同头脑的最佳结合。
利德尔的讲述只谈到战后。老实说，他的讲座很粗糙，虽然谈到了各种案件和事变，可谈到军情五处如何长期不衰的成功之谜时，他就离题万里了。他很清楚，战后那段时间里的军情五处是没有什么地方值得炫耀的，其原因得追溯到三十年代。他没有提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也没有提到这两个人的存在意味着什么，更没有提到他和怀特在四十年代后期就知道的被耽误已久的庞大的现代化规划。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利德尔都是一个很可悲的人物。由于他有才华，在安全局深得人心，完全配称英国战时情报优势的主要缔造者。可惜由于他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交往，没能使自己平步青云如愿以偿。从他在录音磁带里的声调听出，他仿佛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喃喃自语，为他所蒙受的厄运进行辩护而追溯历史。
我还听了狄克怀特关于俄国情报部门的讲座录音带。它显然是在为刚进安全局的低级军官所举办的一次讲习会上录制的，能听到听众的笑声。怀特很喜欢讲几句幽默话，他的口才带着浓郁的牛津剑桥学究味。他的演说流畅自如，常常插入双关语、警句和引用俄国文学作品。怀特在苏联事务方面极有声望，在担任局长之前，他就是B 处（原反间谍处）的处长。
第17页
他绘声绘色地谈到俄国人是如何沉醉于秘密工作，现代克格勃是如何从沙皇秘密警察演变而来的。他分析说明了克格勃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重要性。他的分析非常透彻而富有说服力。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又常常潜伏着敌意的国家里，俄国情报部门是党的领导的保证。他还谈到，为什么英国情报部门和俄国情报部门在玩弄间谍手腕中要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对手。两国的秘密工作和情报工作都具有悠久的历史，都反映出了各自民族特征的稳重和耐心。他说，我们的美国堂兄的热情和过于性急的活动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座的听众都乐了。
怀特的演说虽然漂亮，但他却基本上是一个正统派人物。他信奉时下最时髦的遏制苏联的主张，认为军情五处在压制苏联在英国间谍活动的影响方面，会起一个重要的作用。他一再提到激发共产党人的动因，提到在全俄合作社学会发现的那些文件。这些文件表明，俄国情报部门有颠覆英国政府的企图。他非常重视正在白厅实行的新的审查制度，认为这是防止俄国情报部门渗入英国政府的最有效的办法。
他认为军情五处正处在一次大的变革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他的引导下才会如此。他给人最清楚的印象是，他那种为安全局工作感到强烈的自豪的情绪。他的这种感觉，一直保持始终，甚至在他离开军情五处调进军情六处之后，还依然存在。他是个实干家，深信他苦心经营的组织会保持它们应有的风貌。这促使他尽力做一个受人爱戴的人，尽管他始终是一个保持分寸的禁欲主义者。
训练快结束时，我开始参观这幢楼，由卡克尼或温特博恩陪着。整个环境非常拥挤，一间办公室有四个官员。看来我算是受到了优待，在六楼单独有间办公室，其实这只不过是一间放零碎东西的工具室。休温特博恩的办公室就在隔壁。空间问题是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长期不和所造成的后果。战争结束时，曾拟定了一个成立情报部门的联合办公楼的方案，让两个部门合用，并在霍斯费里路选定了一块地方作为盖楼的地点。但是多年来，两个部门的一个工作小组为如何具体分配办公空间争吵不休。由于金菲尔比事件，军情五处暗自抱怨说不能相信军情六处。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了六十年代都未能得到解决，直到军情六处后来搬到泰晤士河对面他们自己的办公楼;世纪大厦，事情才算了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厅在这种空间分配上的优柔寡断，说明了它在处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关系上没有一个正确而清醒的头脑。七十年代以前，情况还是不见有多少好转。到了七十年代，军情五处才说服了财政部拨款，让它搬到专门的、永久性的总部;柯曾大厦。在搬到柯曾大厦之前，办公室空间的拥挤问题只得靠短期租借房间来解决。最先租借的房子是在柯克街，它是C 处在五十年代最热闹的中心。接着莫尔伯勒街的一幢办公大楼又成了六十年代的反间谍中心。我们如果要查阅机密文件，就得穿过索霍市场，那里有跑江湖的、卖花的，还有腐烂的蔬菜叶。这种安排也许很适宜，但却不切实际。
在五十年代，军情五处好像被战争时期就沉积下来的一层厚厚的灰尘所覆盖着，整个组织就像狄更斯笔下的哈维希姆小姐。战争期间，各界名流都倾慕她，但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名流们又唾弃她。他们纷纷跑到外面世界去寻求新的天地，弃下军情五处，使之陷入黑暗的大地里回忆往昔的美好时光，而很少与白厅的其它部门发生联系。
这种气氛使我想起一所小小的公立学校。军情五处的局长和副局长整天被阿谀谄媚包围着， 犹如学校的老师受到学生们的奉承一样， 好像只有他们才能被称为先生。军情五处的这种风气，滋生和造就了一批奇特而放肆的人物。这里的男男女女都醉心于情报工作这场伟大的游戏，以致他们全然不屑于它的渺小，从而创造出了无穷无尽的令人人迷的事业来。
从表面上看，军情五处的生活充满了情趣与色彩，但却陈旧。每逢举办一年一度的球类比赛时，就停止办公。军情五处在比赛场地附近的贵族酒馆里还有一小块非正式的小天地。每天早上，高级官员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要花上半个小时来做《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那些扰频电话在通常情况下是被用来传递西方世界的最高机密的，此时此刻却被官员们用来把稀奇古怪的、编成暗语形式的问题从一个办公室传递到另一个办公室。
譬如：我的左臀部出了毛病，意思是我猜不着左角最末一行第七个字是什么；我的右胸空荡荡的，意思是中间横着的第十二个字是什么？考特尼扬是安全局首屈一指的填字游戏大王，他在五十年代是反苏联间谍科（D 处一科）的科长。他总是说，用铅笔来做这种游戏实在太简单了，应该用脑子来做。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他的窍门，终于我再也经不住这种诱惑，向他发出挑战。他立即毫不犹豫地把全部答案都填上了。结果，连续一个星期，我每天晚上都得在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请他喝酒，他乐得不可收拾。
军情五处的中枢神经是档案室。莱肯菲尔德大楼的整个底楼全是它的地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避免伦敦老家遭受轰炸时文件丢失或损坏，档案室被迁往沃姆伍德一斯克鲁布斯监狱里，可是这次迁移是一次失策。不到一年，监狱被炸了，许多文件被大火化为灰烬。抢救出来的那些文件被保存在防潮的聚乙烯袋子里。六十年代时，我们在研究三十年代扩编时期的这段历史时，常常要查阅一些战前的文件档案。这下可真劳神啦，对付那一页页烧焦的纸，你非得用镊子和木刮刀不可。
第18页
在沃姆伍德一斯克鲁布斯监狱这场灾难之后，军情五处绞尽脑汁设计了一个以保万全的档案室。戴维皮特里爵士在战争时期的代理人是哈克准将，这是个理想的行政助手。他从商业系统聘了一个名叫哈罗德波特的专家，让他重新组建档案室。选择波特来干这事算是选对了人。波特头脑灵活，思路清晰，哪怕是在战乱的情况下，他也能够有条不紊。
一九五五年时，波特快退休了，但他仍然兴致勃勃地带着我到处转。档案室位于中央大厅，存放着主要文件和文件索引。中央大厅周围的房间里存放着其他的专门卡片索引。所有文件和索引的复制件全是用微型胶卷翻拍的，并保存在切尔特汉姆军情五处的仓库里。这些仓库附有特别保护设施，以免再次发生沃姆伍德监狱那样的灾难。波特的办公室在档案室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非常整洁而有条理。
你一定要保证迅速归还你借阅的文件，听见了，彼得？你别跟有些家伙学，我不愿跟在后面催你。
波特其实应该是一个和气善良的小镇图书馆馆长。令他感到失望的是，我后来成了不受档案室欢迎的许多赖皮当中的一员，常常积压一大堆文件不还。但是，我与米莉森特巴戈特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巴戈特是F 处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姑娘，她监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好几十年了。我总认为，她很像约翰勒卡里笔下的女主人公康妮。她有点神经质，但对事实和档案有着超乎寻常的记忆力。波特和他在档案室的接班人对收回米莉森特借走的文件全然不抱幻想。每次在F 处索取一大叠文件之后，波特便会喃喃自语：我只希望在她退休后能收回文件。
档案室这个地方总使我感到新鲜好奇。这里使我内心充满了期望，一旦置身于这些纸堆里，我就按捺不住地想在里面寻找蛛丝马迹。波特告诉了我关于借阅和归还文件的手续，以便看出文件是否已被借出或处理过。他设计了一种文件档案管理系统，每份材料按年月日顺序编排，所有的文件和附件都放在右边，索引和备忘录则放在左边，这样可以便于快速查找。
整个系统是以精确而严密的分类为前提的。官员要把文件归档时，必须经过波特手下的办事员的同意。有些借阅文件的官员由于其要求提得笼统而被拒之门外。借阅文件时，需填写借阅申请单。这些申请都要求被记录下来。如果对某个人的档案进行查询在两次以上，那就自然要为这个人单独建立一份档案。档案室的文件分为三种基本类别。第一类是人物档案，或称人档。浅黄色封面，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我在一九五五年加入安全局时，大约有二百万份个人档案。这个数目一直稳定地保持着，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随着学生和工人运动的高涨，这个数目才开始有所上升。第二类是专题档案，或称组织档案，譬如关于英国共产党的档案。专题档案常常分为若干本，与人物档案相互参照。第三类是目录档案，是蛋青色的封面，一般收入从某项案子中收集到的而又不易于收入前两种类型的档案范围内的材料。此外，还有一种所谓的Y 箱，它主要用来把特别机密的文件与一般性文件区别开来。例如，所有间谍嫌疑分子的档案都属于Y 箱，大多数叛逃者的档案也属于这一类。一般官员要借阅Y 箱中的材料，必须得到主管该材料的官员的批准，有时甚至经过局长亲自批准。
文件的完整性至关重要。波特告诉我，同时又警告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没有高级官员的书面批准，不得从档案里抽出文件。每一个官员，从他开始参加工作那一天起，就被反复灌输要把文件档案视若神明的思想。
查找文件是用卡片索引。波特发明了一套机械检索方法：每一张卡片都穿了一系列的孔，不同类型的档案卡片打上不同的孔，查找某种档案时，只要抽出这类档案相应的导卡即可。譬如，你要查找一个曾用过好几个化名的俄国特工人员的档案，你只要找出导卡就行了。导卡排在相应的系列子卡的最前面，用卡片杆把它们穿起来，这样就可以任意用手查找。这种方式很陈旧，虽然也能奏效，但却充分说明了军情五处对实现计算机检索完全不重视，尽管这早就应该被采用。
档案室的中央大厅是个常年忙碌的地方。手推车来回不断地把文件从档案室的架子上运送到专门的电梯上。这些小推车都是在轨道上滑动的，以便迅速地把文件送到楼上的办案人员手里。F处在二楼，E处在三楼，D处在四楼和五楼，A处在六楼。档案室雇用了许多的年轻姑娘来从事楼里大量的文件收发工作，包括分类、核对和归档等。这些被称为档案女神的姑娘是凯尔当处长时，从贵族家庭或军情五处官员的家庭里招聘来的。凯尔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这些人的家庭背景就是对她们最可靠的审查。这些涉世不深的少女们，既漂亮又富有。因此安全局里的许多官员都同她们结为伉俪。她们在档案室的工作时间一般都没有超过九个月，因此这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一个档案女神在她进入档案室的第九个月，便是她怀孕的时间。
七十年代初，档案室的人手问题已成为军情五处的一个大难题。当时已有三百多个姑娘，随着文件的增多，仍需要不断招聘工作人员。公开招聘是不可能的。要招到符合这类条件的姑娘进来工作，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还要对她们逐个地进行审查。至少有一次，共产党设法让一个姑娘混进了档案室，但她很快就被发现了，档案室不动声色地把她解雇了。促使军情五处最终同意搞计算机检索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件事，而不是因为日益老化的档案制度本身。
第19页
档案室下面有许多地下室，主要用来当储藏室和工作间。莱斯利贾格尔是这里的负责人，在A 处二科休温特博恩的手下工作，曾是卡明有名的熟人之一，他身材魁梧，肩宽胸阔。他跟卡明在步枪旅一起服役时，就是个陆军少校。他总是穿着一身殡葬员的黑色工作服。
贾格尔是军情五处的勤杂技术人员，我加入军情五处，他肯定会有些顾虑，可他从来没有流露过，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贾格尔身怀许多绝技，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撬锁技术。我刚开始受训时，曾听过他在撬锁工作间里为军情五处和六处举办的正规讲座。这间地下室里的每一面墙上都一排排地挂满了钥匙，少说也有成千上万把，都分别编上了号码。他告诉我，军情五处得到或秘密复制了许多办公室、旅馆和私人住宅的钥匙，每一把都编了号。多年来，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进入英国各地的房舍里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其中一把钥匙就会派上用场。贾格尔向我解释说。我被他的这一收藏杰作惊呆了。
首先必须记住，要进别人的房间，撬锁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贾格尔在他的讲座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要想不刮伤漆就把锁撬开是完全不可能的。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会知道有人进过房间了。你们应该做的是搞到一把钥匙。这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测量锁的尺寸，另一个办法是复制一把钥匙。
贾格尔对如何撬开各种各样的锁做了示范。波马牌锁是一种主要装在珠宝保险柜上的锁，最难撬开。其锁栓是穿过锁簧活动的，根本不可能撬开。匠布牌锁虽然是号称无法撬开的铁将军，可它在贾格尔手里却变成了儿戏。
你们以后会经常跟这种锁打交道的。
他从堆在柜子上的耶鲁牌机械锁中拣了一把来给我们做具体的撬锁示范。他解释说，耶鲁锁有一系列销栓，排在锁眼内的不同位置上。钥匙伸进锁内，其齿把锁眼内的销栓顶上去后，才能转动。贾格尔拿出一根铁丝，铁丝的一端有钩子。他把铁丝插进锁眼内，然后开始平稳而有节奏地捅着。
先捅第一个销栓，他的手腕时而紧张，时而放松，直到它伸进一个回进去的地方，你就知道捅开了一个销栓。
他那双大手宛如音乐会上一个手握琴弓的小提琴演奏家的手，紧张地挥动着，一个接一个的销栓被捅开了。
在没有捅开所有的销栓之前，必须保持压力他转动手中的铁丝，耶鲁锁立即弹开了。这下你就可以进屋了当然，进了房间以后，你要干什么，那是你的事了，我可管不着。
我们大家被他的话逗乐了。
莱斯利对他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些撬锁专门知识总是不透露一丝口风。多年来，我一直带着他为我制作的一根铁丝和撬锁工具。
你随时都要带上你的警察证件。他第一次把铁丝交给我时就这样对我说。他指出，我携带这些盗窃工具是违法的。
总不能把我们当作一般的或花园里的窃贼吧？我说。
他由衷地笑着，大步走回地下室去了。
第五章
上完撬锁课几天以后，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行动。
又要准备清查第三个人了，休温特博恩说，军情六处正在审问他们的一个官员，那家伙叫菲尔比。他们要我们提供话筒。
一九四九年我第一次到莱肯菲尔德大楼去的时候，在匆忙中见过金菲尔比。当时我正在卡明的办公室里，同卡明商量布伦德里特安排的工作。菲尔比在门口探头张望，旋即他对打扰我们表示歉意。
没关系，进来，金，卡明以他常有的热情对菲尔比说，这里有个人你应该认识一下。
卡明向他介绍说，我是刚刚任命的特聘技术顾问。菲尔比热情地跟我握手。他脸上布满了皱纹，但看上去却仍然很年轻。
啊，对了，他说，那是布伦德里特的委员会。我想美国人对它很感兴趣。
我很快就喜欢菲尔比了。他潇洒而有风度，并且和我有着同样的不幸;说话结结巴巴。他刚被军情六处任命为华盛顿分站的站长，正到大楼来向他在军情五处的朋友们道别，并想在他动身前从他们那里得到各方面的情况。菲尔比在战争期间与军情五处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军情六处少数惹麻烦的官员之一。当时他来找卡明道别，似乎正是他那种勤奋作风的典型表现。后来才弄清楚，他来大楼的真正动机。菲尔比旁敲侧击地问我关于技术方面的设想。我向他解释说，情报部门应当开始像科学家研究某个课题一样研究俄国人，把俄国人作为用实验手段来进行研究的对象。
实验做得愈多，你懂得的东西就愈多，即使是事与愿违，也没有关系。我说。
可经费问题你怎么解决？菲尔比问我。
我辩解说，战争告诉了我们科学家，不一定需要大量的新型仪器，也能解决情报上的问题。当然，有些仪器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是以新的方法来使用现有的材料。
第20页
搞运筹学， 我说，我指的是大战期间在海军搞的第一次反潜研究项目，那就使情况大不一样了。我们科学家所做的就是更有效地使用海军所有的设备。
菲尔比似乎对此深抱怀疑，但他还是说等他到了华盛顿以后，在斟酌美国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时不会忘记我的这些设想。
我回来后一定来看望你，看你搞得怎么样了。他谦和地笑着说，随即离去了。
两年以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变了。过了一段时间，卡明才提及这件事。一九五四年，我从卡明和温特博恩那里知道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知道那个暗示过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这两个叛徒的第三个人有可能就是菲尔比，他的嫌疑最大。一九五五年，军情六处很不情愿地把他解聘了，尽管他什么也没有承认。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我加入军情五处三个星期以后，人们等待已久的关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的白皮书终于发布了。报界对此作了许多失真的报道，一时间菲尔比的名字在舰队大街被弄得人人皆知。公开辩论此案只不过是时间早迟而已。
到了十月，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得到通知，说第三个人的事有可能在下院复会后被提出来，外交大臣不得不对菲尔比的情况发表声明。军情六处奉命起草一份案情报告，并再次传讯菲尔比。他们轮流到安全局的A 处二科来，要求提供用于这次传讯的录音设备。
温特博恩和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斯隆广场附近军情六处的安全室，菲尔比将在这里受审。军情六处选的这个房间里只有几件家具：一张饰有图案的沙发，一张小桌子，桌子四周有几把椅子，靠墙放着一个古色古香的餐具柜，柜顶上有一部电话。
要尽可能地获得高质量的录音效果，这一点很重要。鉴于此，我们决定采用质量过硬的英国广播公司的话筒。如果不是高级话筒，从听筒里传出的讲话声就不清楚。菲尔比将坐在壁炉旁边，我们打开那里的一块楼板，把话筒装在楼板下面。我们还装了一个放大器，以便把话筒的信号反馈给一个电话听筒，再由邮局把电话信号反馈给莱肯菲尔德大楼。
译报中心隐蔽在军情五处职员食堂走廊另一端的一个没有标记的门后面。凡是进这个门的官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门旁有一个电铃和一道铁栅。休温特博恩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自动锁咔嚓一声打开了。进门正对着的是一道小门，它通向一间宽大的正方形房间。邮局的工作人员正在里面做记录。材料一旦记录下来，邮局就把它交给军情五处的整理人员。军情五处监听邮局的电话是违法的（尽管这种情况不常有，特别是让我和温特博恩来干这样的事。只有在不得已、事关重大的时刻才可以这样做）。电话监听到的东西记录在录音电话机上，话筒线路上来的信号记录在留声唱片上。这个房间是军情五处的通天塔。所有记录下来的东西都要送到中央走廊旁边的那些小房间里去整理。
译报中心由伊芙琳格莱斯特负责。她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她从军情五处建立之日起，就在这里工作。她对弗农凯尔抱着一片效忠之心。直到现在，她仍然抱怨丘吉尔在一九四0 年解聘凯尔以后给安全局带来的损失。在她看来，安全局自从凯尔被解聘之后，便一直在走下坡路。
休温特博恩接了一根中继线到附近的一间房子里，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坐下来等待审问开始。事实上，称这次对菲尔比的传讯为审问确实有些言过其实，它只不过是军情六处的一次内部会谈而已。菲尔比进来了，三个和他很熟的过去的同事向他友好地打招呼。他们客气地同他谈到一些他所熟悉的话题。首先问他的共产党人历史，然后又谈到他在军情六处的一段经历以及他与盖伊伯吉斯的关系。菲尔比结结巴巴地抗议，说他是清白的。可他那惊慌失措、语无伦次的声音表明他是在说谎。一旦菲尔比不知所云时，审问的人就会启发他作出一个满意的回答。
嗯，我想这，这应该解释说明一下。
菲尔比会感激地点头同意，谈话继续进行。后来这种滑头愈耍愈露骨了，于是温特博恩请来了卡明。卡明板着一张怒气冲冲的脸，走进了房间。他听了一会儿，拍着大腿骂道：这帮畜生在为他开脱！卡明马上送了一份备忘录给安全局反间谍处处长格雷厄姆米切尔，对军情六处的这种包庇行为，作了一个直率而又不带偏见的评价，可是这根本就无济于事。几天以后，麦克米伦在下院为菲尔比洗刷罪名。此刻，我才第一次领悟到自己是置身于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里。在这里，一个使人不愉快但却极简单的事实可以被否定。在此后的二十年当中，这种现象反复发生。
对菲尔比的审问，第一次使我对军情五处的监视中心有所了解。实际上，八楼仅仅是设备网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分站设在圣保罗附近的邮局特别调查组的总部，军情五处在那里的二楼有一套房间，由登曼少校负责。登曼是个守旧的军界老朽，但却富有幽默感。他在邮政当局的批准下，专门负责截查邮件和安装电话窃听器。同时他还负责军情五处的实验室，主要为跟踪和传送秘密文件的方法作技术上的处理。实验室的房子是由他提供的。英国的各大邮局的分信处和国内电话局都设有特别调查组的办公室，主要任务是安装窃听器和截查邮件，直接由登曼控制。后来，我们迁往在萨福克郡马特尔山姆的邮局实验中心所属的实验室去了。如果一封信在圣保罗被打开，那就意味着这封信需要进一步检查，于是就由信使驾驶摩托车把这封信送到萨福克郡。
第21页
登曼的主要办公室里放着一排排的搁板桌，每张桌子上的邮件都根据不同的地址分别排放着。伦敦的信件放在一边，欧洲的信件放在另一边，铁幕后面的信件也有一个专门的地方。约有二十多个邮局技术人员在桌边忙碌着打开一件件的邮件。他们都戴着橡皮手套，以免在信件上留下指纹。每个人的桌上都有一盏光线强烈的台灯和一只蒸气壶。有时候也使用传统的竹切刀技术。这种方法虽然古老，但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技术人员先拿起信封对着强烈的灯光照着，然后把竹切刀从信封的一角伸进去，随着竹刀的转动，信笺被卷在竹刀上，只要轻轻一拉，信笺便被竹刀带出了信封。
如果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是用打字机打印的，有时就把信封撕开，待检查完毕，再换上一个打好同样姓名地址的信封。可是直到我快结束我的间谍生涯时，我们还不曾偷偷地打开过一封四边都用胶带封好的信。在这种情况下，军情五处往往要作出这样决定：要么干脆拆开检查后就销毁，要么就让它保留着被拆过的痕迹仍然寄出。信件拆开后，用脚踏式微型胶卷照相机把内容摄下来，冲印后再由负责截查信件的官员送往档案室存档。
登曼的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只镜框，里面装着一只信封，这是登曼最值得骄傲的纪念品。它是寄给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的，这位党员的信件总是被我们截查。信被拆开后，邮局的技术人员们都觉得好笑，原来是写给军情五处的。里面有一页用打字机打的简短的话：致军情五处，如果你们用蒸气壶把这封信拆开，你们就是一帮令人恶心的鸡奸犯。登曼把这封信列为下流邮件处理，其意思是，他没有责任把它送达信封上的地址。
实际上，登曼从事的活动是严格地受到上级授权的束缚的。在没有上级授权的情况下，只有确切地知道将很快得到上级的授权时，他才能动手安装窃听器或截查邮件。军情五处可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要求对信件作某种形式的检查。我们可以记下信封上写的一切：发信地点、收信地址、寄发日期等，只要我们不把它完全打开。登曼和邮局里那些知道内情的人生怕他们在电话和邮件上做手脚的事被人发现。他们对国际邮件并不担心，因为这种邮件即使被耽搁几天，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他们在处理国内信函时，简直是雷厉风行，以便让信件能如期送到收信人的手里。
请求授权是由军情五处的副局长负责。如果某个官员要窃听电话或截查邮件，他必须写一个简要报告给副局长，由副局长向内政部负责军情五处工作的副大臣提出。副大臣对呈报的申请报告提出意见，看看是否会引出麻烦。内务大臣每一个月对所有的申请报告进行一次审查。与邮电部门一样，内政部在截查信件上和窃听电话问题上十分敏感，因此在这方面控制很严。
除了圣保罗以外，伦敦北部一幢丑陋无比的被称为多利斯山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就是五十年代邮政部门的研究总部。约翰泰勒为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所搞的一个小实验室就设在这里的地下室里，门上标有邮局特别调查组研究室。这里的房间光线黯淡，拥挤不堪，完全不适合开展这样的工作。
我刚进军情五处时，泰勒的实验室正为柏林隧道行动计划忙得不可开交。一九五五年二月，由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的联合小分队在苏联的柏林防区地下挖地道，在地道里装上窃听器，窃听苏联军事指挥中心的通讯。这种窃听装置是邮局的技术人员搞出来的一种电子窃听器，从地道里收集到的大量的情报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大为震惊。这些从东方世界蜂拥而至的原始情报，使英国和美国在翻译和分析工作上感到措手不及。军情六处在厄尔斯大院设有一个专门的译报中心。七年以后，他们发现乔治布莱克从一开始就把隧道计划捅给了俄国人，可他们仍然在抄写打印这些材料。这个行动计划也存在许多技术上的问题，其主要的问题是线路受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泰勒几乎耗尽了心血。
泰勒的实验室还忙于为一种叫出租汽车司机的特殊设备作技术改造。它靠向电话机发射强无线电射线来工作，主要用来在室外操纵电话机。试验成功了，但只能在近距离范围内使用。
他们同时还在研制一种叫拖把的装置，这个装置的研制工作尚处在初级阶段。拖把使电缆同时做两种工作;传送所收到的音频信号和接收电源。这项工作虽然刚刚展开，但前景是十分乐观的，它将为军情六处的活动带来巨大的变化。它的产生可以取代许多多余的导线，这样就可以使保密度进一步提高，因为那些多余的导线会泄漏秘密的窃听行动。在我进军情五处后的头几年里，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确定拖把的正确技术指标。拖把后来终于由军情六处在鲍勒姆森林的工厂里制造出来。
军情六处找菲尔比会谈之后不久，我便开始寻找改进和装备第八楼的方法。窃听处理必须遵循一套模式：负责窃听的办案官员先向译报部门提交一份书面的简报，详述他从窃听中可能得到的材料的类型，然后由译报人员查找所窃听到的谈话内容。我刚进军情五处时，窃听到的谈话内容通常是记录在留声唱片上，而不是记录在磁带上。先把唱片放在唱机上，选择几处放一下，大概了解一下谈话内容，一旦发现有关的东西，译报人员便用粉笔在适当的地方做上记号，根据这些粉笔记号进行工作。这种处理方法效率很低，耗费的时间也很多，但是比当时的标准磁带记录方法的效率要高一些。
第22页
大多数的译报人员都是在凯尔当局长的时候从外国人流亡者团体里招来的。她们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逃到英国来的。大部分人是旧时的俄罗斯贵族，她们把八楼变成了一片小小的沙皇俄国领地。白俄人坚信总有一天她们会重新回到那些在革命后被没收的土地上去。对她们来说，克格勃不是什么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直就是过去布尔什维克的契卡。她们大多数人都是狂热的宗教信徒，甚至在她们的房间里也挂着宗教偶像。她们脾气古怪，在整个安全局里都是出了名的。她们把自己视若艺术家或歌剧中的女主角。一个有经验的办案官员如果要到八楼核实某一段译文，他必须得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的要求会招惹不快。这种紧张的气氛是无法避免的。这些女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聆听着俄国外交人员那些晦涩难懂的含糊谈话和那迷宫般的阴谋策划，耗尽毕生精力，在那些毫无价值的谈话里寻找一鳞半爪的情报（行话称之为白菜堆里找王子）。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免不了是一件令人极其厌烦的事。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这些妇女进行听力测试。结果表明，她们当中有许多人由于年龄的原因已不适合于这种工作。我鼓励这些听力较差的人去搞电话监听材料处理，而把话筒监听和材料翻译的工作交给年轻一些的人去做。这些人当中，干得最出色的无疑是安妮奥尔尤因，她后来跟着我在反间谍部门当助手。话筒监听记录和翻译是很困难的，因为往往是一个话筒传送好几个人的谈话信号。我决定设计一种装置来缓和这种矛盾。我到奥林匹亚电子产品展览会上买回了一台双磁头录音机。第二个磁头能使声音达到几毫秒的延迟，这样一来，声音效果更充实。其效果是模拟立体声，即使是最糟糕的磁带，也容易听清楚。我把它安装在八楼，伊芙琳格莱斯特十分感激，成了我终生的好朋友。
这是我在科学上的第一次小小成功。可是在八楼下面，军情五处这个偌大的古董陈列室却依然无人问津。
最急需引起重视的，但又最没有决心搞技术现代化的是A 处四科。战争爆发以来，A 处四科的监视人员骤然超过应有的数目，但仍然无法对付伦敦大街上日益增加的苏联外交人员和外交随行人员。我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要全面考察一下监视人员的一套工作方法。
我安排一次任务，到军情五处的一个观察站去看了一下。它设在肯辛顿公园内俄国大使馆正对着的一幢房子里。观察地点选在楼上的卧室里。窗户的两边分别有一名观察员。三脚架上有一架照相机，机上装有摄远镜头，固定不变地对准下面的大街。两个观察员都只穿着衬衫，脖子上挂着双筒望远镜，看上去显得非常疲惫。此时快到他们交班的时候了，烟灰缸里的烟蒂满得快要溢了出来，桌子上散乱地摆着咖啡杯。
每一个从肯辛顿公园的大门出来的外交官，都被观察员用望远镜盯着仔细观察，一旦识别出来，观察站便用五位数字的密码通过无线电把这个人的名字向观察总部汇报。对任何一个从肯辛顿公园出来的人，无线电都用号码来代替他们的名字进行喊话。每个监视员和每辆汽车都专门负责跟踪一定的号码。一旦他负责跟踪的号码从无线电中传来，他就自动跟上这个人，不必回答无线电的呼叫。被跟踪的人并不知道他是不是目标。
外交官走出了观察站的视线范围，并向西区走去时，无线电便断断续续地响起来，命令停在附近大街上的监视车盯上他。
那些在固定的观察站进行监视观察的工作人员，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干着他们的工作，这种工作很大程度上培养了他们对人的相貌的记忆力。一个哪怕离开英国多年的克格勃官员也会立即被他们认出来。为了帮助他们识别，观察站有三卷手册，记有每一个来过英国的俄国情报官员的特征，并附有照片。那些常驻大使馆的俄国情报官员的特征材料用塑料夹作为记号，这样查阅起来方便。如果你注意到有陌生的面孔出入使馆，必须立即将这个人的相貌特征拍下来，送交军情五处的研究科，进行一系列的识别工作。这是一项枯燥乏味的工作，需要耐心和献身精神。安全局里的工作，没有哪一项是无足轻重的。如果说，档案室是军情五处的中枢神经系统，那么观察员们则是军情五处的手指尖，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伸开的状态，摸清敌人的形象轮廓。
载有俄国情报人员特征的手册，是多年来细致收集的情报结晶。这些情报来自各种可能的渠道;签证上的照片、叛逃者、双重间谍。那些照片上的人，表情严峻，目光尖锐。他们大多数是克格勃或前内务人民委员会中的铁腕人物，间或也有文化水平较高，长着欧洲人模样的常驻外交官或穿军服的武官。可是很快使我感到吃惊的是，观察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俄国外交人员护照上的照片来进行工作。这些照片虽然都要送交五处，但早已是些破旧不堪的东西。俄国人有时故意贴上废弃不要的照片，使人很难把握辨认是否可靠。
我建议观察人员扩大他们的拍摄范围，可以选择系列动作进行拍摄。动作照要比一张头部照片更容易识别。克劳斯富克斯案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富克斯在一九四九年坦白了他曾经泄漏过关于原子武器的详细情报，并开始与我们合作。军情五处想设法搞到富克斯的同谋者、原子间谍哈里格林格拉斯的详细情况。他们拿出哈里的一张护照照片让富克斯辨认，可他完全认不出。后来又拿出一组动作照片让他看，他才认出来。
第23页
多年来，军情五处知道，监视员们进出莱肯菲尔德大楼，会被俄国反监视工作队的人跟踪并被认出，因此这些监视员的活动基地便设在摄政王公园内一幢没有标记的乔治亚式四层楼房里。中心控制室的一面墙上挂着巨幅伦敦街道地图，用来追踪监视活动的进展情况。室中央有无线电控制台，主要用来与所有观察站和流动监视队保持通讯联系。
监视科科长吉姆斯卡登的办公室就在这幢楼里的某一层楼上。斯卡登过去是个警察，一向衣冠整洁，喜欢抽烟斗。战争期间，他是军情五处的审讯员。战后初期，他曾是几起重大案件的主要审讯员。尤其是在克劳斯富克斯案件中，他担任了该案件的首席审讯员。斯卡登对自己的工作能力评价甚高，人们很喜欢在他手下干工作。他的气质很像工会里的工人代表。他认为观察监视工作人员的工作很艰辛，需要保护他们不受莱肯菲尔德大楼里那些贪婪的办案官员的剥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不假。我进安全局时，大约有一百多个监视员，军情五处的活动，对他们的要求都是无止境的。很快我就感到，斯卡登并没有正视在伦敦街道上进行监视活动的现代实际情况。很明显，俄国人采取了大量的反监视手段，使他们的人不被跟踪。我观察了监视系统好几个星期，怀疑我们的监视员用目前的技术能否有机会跟踪任何人而不被很快发现。
当我第一次向斯卡登提出要全面地改进监视系统时，他一口拒绝了。军情五处的各部门就像封建领地一样，斯卡登认为我这样做冒犯了他的权势和威望。不过，他后来还是同意让温特博恩和我开始对现有的监视技术的效果进行测试。我们把一个监视队分为两个小组，把军情五处的一个陌生官员的照片交给第一组，让他们去跟踪照片上的人。我们把第一组执行任务的大概范围告诉给第二组，叫他们去找第一组，并辨认出他们跟踪的那个人。这样的试验，我们做了三次，每一次都是第二组的辨认结果正确。我们把第三次试验拍成电影，在监视总部放给全体人员观看，至少使大家不再怀疑，我们的监视工作在反监视活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建议斯卡登首先应雇用一批妇女。大量的监视工作需要长时间地坐在小酒店、咖啡馆或公园里等待或监视对方会晤。一男一女行动要比单独一个男人或两个男人更不致引人注意。斯卡登对这个计划竭力反对，他害怕男男女女搅在一起会发生奸情。这对他队伍的风纪是有害而无益的。
妻子们会不愉快的。他严厉地说。
休温特博恩在一旁嘲笑说：
即使他们在一起接吻拥抱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有利于掩护他们自己。
斯卡登并没有被这话逗乐。我们要求他改进的另一个方面是希望随时随地对监视工作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我发现监视员交班回来以后，其工作情况，任务执行情况均无人过问，有时一个通宵下来甚至一个星期下来都没有人管。我向斯卡登指出，战时经验已经多次证明，要使自己掌握的情况正确，必须随时检查工作情况。如果耽搁了，就回忆不起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得用推理去思索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我的孩子们每天在街上辛辛苦苦地干了八个小时以后，哪里愿意回来后花那么多时间来回答什么问题。到时候他们自己会写一份书面报告的。斯卡登咆哮着。他终于还是同意了让每一班轮值人员提前十五分钟回到大院。后来我们经常为此而闹分歧。
流动监视车队的问题又不同。有一天我跟着他们在外面跑了一圈，以便了解工作情况。军情五处的小车都是很不起眼的，但都在安全局的巴达西车库里装上了优质发动机。每隔三个月，所有的小车都要重新油漆一遍，以免被人认出来。每辆车有好几块牌照，每星期都要更换。
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里跟踪俄国外交官员的车辆令人感到是一种幼童般的乐趣。监视车可以在单行道上来回奔驰，每个人都带有警察证件，闯了红灯，可以免罚。我乘坐的这辆车的驾驶员眉飞色舞地跟我讲起这样一个情景：有一年冬天，他在摩尔大街上跟踪去白金汉宫的俄国车子，那俄国人在兜圈子时突然来了个急煞车，双方的车子都滑到一堆去了。双方的人都从车子里出来，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指责对方。流动监视车跟踪的一个诀窍是要尽可能地不走单行道。其最终成功与否，还是取决于总部的无线电控制。他们必须能够预告俄国车辆可能活动的路线，以便后备车队继续追踪。
流动监视车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相当简单。每一辆车里有三个人，由于车子在室外或大街的角落里停留的时间太长，这些流动监视车就像发了炎的大拇指一样，非常引人注目。温特博恩和我又作了一次实地调查。我们去了一个正在进行监视活动的地区，只用了半个小时，我们就把每辆车都找到了。有一辆车特别容易找，虽然最近装上新牌照，但驾驶员竟忘了更换下那块旧的。我建议斯卡登减少车内的载人数目，但他却以道地的英国佬作风教训我，说车里必须要有三个人。
一个人开车，一个人看地图，还有一个人要操作无线电。他的话似乎很有说服力，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一切的不合理。
第24页
有个环节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也是我最感到忧虑的环节;通讯系统，它从来就是情报组织中最薄弱的环节。监视员每天要同观察站、流动监视车和总部通话数百次，可这些讯号很容易被发现，首先是因为它们从来没有登记波长。俄国人只要探测到没有登记的波长的呼号，就可以识别出监视通讯。在国外，军情六处在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很糟的。长期以来，识别英国大使馆里军情六处的人员的最好方法就是检查哪些外交官使用不通过总机的外线。后来，军情五处引进了一个复杂的译码系统，专门把监视通讯电文译成密码。我当即指出，这样做也是徒劳。因为监视通讯信号混在警察、消防车和救护车的信号里，更容易被识别出来。警察、消防车和救护车的信号都不是密码信号。可是他们似乎还不明白，俄国人的大多数情报都是从通讯本身而不是从通讯内容中搜索到的。他们对通讯进行分析后，可以知道下一次行动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进行，再反复与他们自己掌握的记录进行核实，最后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情报。
我苦口婆心地到处游说，呼吁集中精力，设法追查俄国人是否在系统地监视我们的监视通讯。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可行的。因为任何接收装置都会发生辐射，这种辐射在短距离内是能够被测出来的。我通过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这一正常途径，提出了我的计划。可是等了数月之后，政府通讯总部才给了我一个所谓经过慎重考虑的答复：进行这种试验，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两年以后，政府通讯总部和军情五处才意识到他们的这种判断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失误！
与此同时，我一直忧心忡忡。如果监视通讯系统环节如此薄弱，监视手段又像我所说的那样落后，那么军情五处不得不设想一下，它多年来惨淡经营的反间谍工作实际上已前功尽弃，或者至少有一部分监视工作被俄国人发现了，那么究竟是些什么活动被发现，有多少活动被发现了呢？
第六章
在冷战的战壕里，A 处二科是军情五处的前沿阵地，温特博恩和我则是突击队员。温特博恩是我的一位好战友。他在加入军情五处之前，曾在陆军服过役，到过中国、日本、锡兰和缅甸。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日语。他曾经想当陆军元帅，可是没有成功。他拟定的行动计划总是经过周密推敲的，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尽管往往很复杂，但总是贯彻执行着军事上的精确性。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情趣的人，他每次参加行动的目的不仅为了收集情报，而且为了从中获得一点乐趣。我们的确获得了乐趣。在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奉国家之命所进行的窃听和盗窃活动遍及整个伦敦，而白厅里那些自命不凡、头戴礼帽的官员对此却佯装不知。
温特博恩和我是天生的一对默契的搭档。我们都坚信，军情五处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迫切需要现代化，特别是在技术领域。我着重于出主意，他则帮助我从建议中剔除那些不切实际之处，选出那些合理的意见，并策划如何使它们付诸实施。
我第一次和温特博恩搭档时，他正为A 处二科刚刚完成的任务而沾沾自喜。这个任务的代号是党务行动。这是一个典型的温特博恩式的行动;彻底性与好运气的完美结合。F 处四科的一个反间谍专家从英国共产党内部了解到，全体秘密党员的档案都存放在一个住在梅费尔的富有党员的公寓里。于是A 处二科奉命制定一个行动计划，潜入该公寓里去复制档案。
公寓被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包括目测、窃听电话和截查信件。不久，军情五处碰上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好运气：公寓里的主妇打电话给她正在上班的丈夫，说她要出去一个小时。她告诉他，她把钥匙放在草垫下面。莱肯菲尔德大楼监听到这只电话后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出现在公寓周围，用塑胶印制了这把钥匙的模型。
我们趁公寓的主人周末到湖滨区度假时，作了细致的安排。温特博恩派了一队监视员去监视公寓的主人，以防他们决定提前回来。我们在莱肯菲尔德大楼设置了许多脚踏式微型胶卷照相机，准备翻拍档案。A 处二科的一队工作组开进了公寓，撬开了装有党员档案的文件柜的锁。每个柜子的所有抽屉装着的东西都用波拉罗依德照相机拍了照片。每份档案都是小心翼翼地被取出并在公寓里就进行了编号，以便用后放回原处。然后档案被成捆地载到莱肯菲尔德大楼，按着先后顺序进行复制。总计起来，那个周末共复制了五万五千多份档案，从而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关于英国共产党的一大堆情报。
党务行动使军情五处全部掌握了英国共产党的组织情况。每份档案里都有一张声明，由申请人亲笔书写，说明自己为什么希望入党。此外，还有完整的个人详细情况，包括入党时的详细环境条件、为党所做的工作，以及党组织的联系人。党务行动所搜获的材料里还有美国共产党秘密党员的档案。他们当中有些人希望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有的则是因为党要他们这样做。这些秘密党员大部分和三十年代的秘密党员不是同时代的人。三十年代时的秘密党员后来多数加入了间谍的行列，而新一代的秘密党员主要来自工党、工会运动、民政机关或其他政府部门。由于艾德礼政府实行了新的审查制度，这些党员只得转入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年里，英国共产党很得人心，尤其得到了工会运动的拥护，其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战争时期与苏联是盟国。英国共产党在劳资纠纷中日益活跃，使艾德礼首相的后几年过得惊恐万状。四十年代末，军情五处开始集中优势来监视和削弱英国共产党在工会运动中的活动。一九五五年进行党务行动时，英国共产党的每一级组织几乎都受到了技术监视或密探的渗透。军情五处把英国共产党的核心的党务材料搞到手，最终证明了它在战后控制局面的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入侵匈牙利后不到一年，英国共产党的威信便开始接连下降。
第25页
军情五处获得这批党务材料之后，英国共产党再也无法对国家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了。从那以后，军情五处可以找到每个仍在进行活动的党员，尤其是那些秘密党员，并监视他们的活动，严防他们获取机密材料。党务材料全都存放在Y 箱里，一直很有用。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英国共产党后来开始抗议，说它已经取消了秘密党员的制度，现在只是一个公开的政党了。
我开始参加对付英国共产党的行动是在五十年代末。温特博恩和我在英国共产党设在国王街的总部里另外装了一部电话。英国共产党知道它的建筑常常受到技术监视，因此不断变换重要会议的会址。国王街总部有一名情报人员，他向他的F 处四科的上级报告，说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地点已迁往房子尽头的一个小会议室。这个小会议室没有窗子，我们还从那个情报人员那里了解到，会议室里也没有电话机。这就使我们无法用特殊装置来进行窃听。到了六十年代，我们才弄明白为什么这个会议室里没有电话。在国王街刚刚安装上特殊装置后，安东尼布伦特就把这件事泄漏给了俄国人，这是他最早向俄国人泄密的几起事件之一。俄国人又转告了英国共产党，让他们撤掉所有机密场所的电话，可是英国共产党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点，他们只有在最高机密的事情上才采取防范。
温特博恩和我乘坐我的车子来到国王街，坐在外面研究那房子的外墙，设法找出窃听那间会议室的最好办法。临街的那面墙的左下方有一个旧煤槽，已有多年弃置不用了。仿佛这个煤槽为我们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我们向那个情报人员打听这个煤槽通往什么地方，他说是直通会议室的。我向温特博恩建议，我们可制作一扇假门，要和现在煤槽上的那扇门一模一样，把假门放在原来的那扇门上，两个门之间安放一只无线电话筒，通过钥匙孔来传送声
温特博恩立即作了安排。他首先设计了一扇新门，上面装有弹簧扣，可以扣在煤槽上。原来的旧门是深褐色的，在风雨的磨损下已经不成样子了，新门显然也得漆上同样的颜色。于是我们与加斯顿的建筑研究站取得了联系。有一天晚上，我们随便走过那地方时，温特博恩用改锥刮下了一点油漆。然后把它作为样品送到建筑研究站进行鉴定。鉴定之后，他们给我们弄到了一些同样的油漆。我们用一支喷枪和一桶水，成功地把新门漆成经过风雨剥蚀的效果。我负责在门上安装无线电话筒。我把一根小的塑料导音管的一头接在门的钥匙孔上，另一头接在话筒上。其余的空间放满了电池，这样能使话筒连续工作六个月。国王街尽头有一间电话间，接收机就隐藏在里面。幸好电话间的位置正好在话筒的发射距离之内，这样电话线就能把信号传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第八楼。
这次行动最冒风险的工作是把假门装到国王街的煤槽上。这项工作将在英国共产党大楼的视线范围里进行，他们对任何可疑行动都时刻保持着警惕。温特博恩搞了一个典型的复杂的计划。他决定在星期六深夜里安装，因为那时正是戏院散场的时候，整个皇家歌剧院的街头都会挤得水泄不通。他把A 处二科和F 处四科所有能来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妻子都动员起来，让他们在指定的时间从四面八方拥向国王街。温特博恩为我们做了仔细的安排，要我们分两批到达，假装喝得酩酊大醉。我们在人行道上会合，互相打着招呼。温特博恩躲在人群后面，跪在地上，用手钻在煤槽的墙上钻了四个小孔，用来装那扇假门上的弹簧扣。为了避免露出痕迹，他用手帕接住掉落下来的砖灰。不到一分钟，我们吵吵闹闹的社交声开始远去，可温特博恩有钢铁般的意志，耐心地钻完了孔，从大衣里拿出假门，把它装在应装的位置上。
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夹针，按照计划圆满地完成了。几个月来，军情五处听到了英国共产党的每一次重要的会议。可是最后话筒还是被发现了。一位英国共产党负责人在收听无线电时忽然转到我们的频率上，颤噪声使他猛然醒悟到有什么装置存在。英国共产党把整个大楼翻遍了，以便找到窃听装置。幸亏当时温特博恩的妻子到挪威走亲戚去了，温特博恩就住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顶层的套间里。话筒一暴露，他就急忙跑去卸下假门，像缴获战利品一样把它拿回了办公室。
温特博恩和我干过的最大的一次话筒窃听行动是在兰开斯特大楼。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有的英国殖民地会议都是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厦里举行的。麦克米伦当了首相以后，殖民地事务变化的步伐更加明显了。军情五处主要负责所有的英国属地和帝国本身的安全以及情报收集工作。在殖民地走向独立的谈判中，军情五处日益遭受到了重大的压力，政府要求他们提供情报分析。用小打小闹的方式显然不可能有效地窃听兰开斯特大楼。哪些房间要使用，我们无从弄清，这给我们情报的收集工作带来了困难。温特博恩和我建议五处在整个大楼里安装一个综合话筒系统，随时都可以根据需要来使用。殖民地事务部欣然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兰开斯特大楼关门进行了为期两周的修整，A 处二科的一队人马搬了进去。温特博恩和我已经在事先就仔细地推敲过房间的情况，并画了一张线路图，标明了每个话筒的位置。我们对整个安装过程进行了监视。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要有高级外交谈判在伦敦举行，我们就使用这套综合系统。
第26页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抗苏联及其同盟国，但窃听英国共产党总部和监视第三世界代表团最终要干扰这个主要任务。我在A 处二科时，对付俄国人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代号叫唱诗班。这个行动实际上在我加入军情五处的前几个月就开始了。那时温特博恩搞一个行动，即窃听在贝斯沃特路上的俄国领事馆。它的隔壁有幢房子正在进行维修，准备迎接新的主人。这是一次机会，军情五处的人假扮成装饰工混了进去。温特博恩安装了一种新型装置，这是一种探测话筒，是约翰泰勒在多利斯山实验室研制出来的。
探测话筒是一种大型的高灵敏度话筒，主要用来进行隔墙窃听。窃听装置安在墙内，离窃听目标的墙面有十八英寸。在这个距离之间，用手钻半英寸半英寸地钻出一个直径为四分之一英寸的洞，钻到离目标墙面半英寸的地方就停下来，再用手工挖一个针鼻大小的圆孔来（我们使用的工具是六十号钻头）。在墙壁的另一边，用肉眼几乎看不出什么来。在十八英寸的空间里置放一根光滑的有机玻璃管子，以便使声音能传到话筒里。话筒与街上的线接通，利用电话线把信号传回莱肯菲尔德大楼，再用放大器把声音放大，直到可以被清楚地听到。
在温特博恩安装唱诗班话筒六个月后，它突然沉默无声了。军情五处有个情报员，有时为俄国人当勤杂工和装饰工。由于这个人的名字叫纳特金，于是就得了个绰号叫松鼠。他告诉我们，说隔壁房间已经重新刷了油漆。看来那针孔有可能被油漆封住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到迷惑不解。
在没有安装话筒之前，温特博恩曾从纳特金那里了解到了这堵墙的详细尺寸。他根据这些尺寸数据，在离地板十四英尺高的精致的檐口上的石灰薄片后面，设计了一个针孔的出口处。看来不可能有人会这么仔细地刷油漆，以致把针孔封住。温特博恩和我决定再把它挖出来检查一下。
这次新的行动，需要进行周密的计划。领事馆隔壁的房子的维修工作已告结束，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繁忙的办公室，常常有一些人上门拜访。我们了解到，在这些来访者当中，有的是来检查安全工作的俄国人。因此，我们只得在夜里悄悄地干。要到离地面十四英尺的地方工作，必须搭架子，还需要石灰和油漆，以便用来修补损坏之处。温特博恩搞来了一个活动梯架和快干维修材料，这是建筑研究站专门为五处研制的，包成一个个小包送到办公室，以免引起领事馆的注意。领事馆对周围的一切一直保持着警惕。
一个星期以后，贾格尔和我乘坐出租汽车来到贝斯沃特路的尽头。当时还是冬季，街上一片灰暗，路上行人拥挤不堪，我们怀着一种轻快感向领事馆走去。用贾格尔制作的有名的钥匙开了门，进了隔壁的房间里。我们打开一个放有工具和一台小型无线电接收机的公文箱。设在领事馆对面的观察站已接到通知，对领事馆的动静进行监视。我们打开了接收机，这样便知道是否有人进入隔壁屋子，一旦有人进去，我们就停止工作。
军情五处安装的每一个话筒都在A 处的索引室作过登记，上面写明了技术性能详细情况、工作史和安装的具体地点。安装的具体地点是最重要的。贾格尔默默地支起了工作架，我趁这空当研究了墙壁的图纸，这是我们从A 处的索引室带来的，并作了三角测量。我们动手开始刮石灰，工作进行得很紧张。每一片石灰都必须用手接住，不让其落到地板上，然后用袋子把石灰片装走。我们搞了一个小时，挖出了话筒，它是用一层粘土封在墙内的。我拆掉电线，拿出通向隔壁房间的有机玻璃管子。
我们使用的六十号钻头，上面有一个特殊的插销，可以使钻头慢慢地转动，不让半点石灰屑或油漆片掉进隔壁的房间。我把钻头插进去，用手稳稳地托住钻机身。贾格尔轻轻地转动着手柄，只转了两圈，就碰到了硬块，针孔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很显然，这硬块不是什么油漆。我们在过路汽车车灯的亮光下，互相交换着疑惑的眼色。我们又开始转动钻机，可是又一次碰到硬块。突然，钻头能活动了，但旋即又碰到了另一个障碍物。我把钻头轻轻地抽了回来，贾格尔用盒子把它装了起来，准备带回莱肯菲尔德大楼去检查。我在洞里放置了一根导声管。从管中听到隔壁房间里的钟在喀喀地走着。无疑我们已按原计划用钻头钻入了隔壁房间，而且就在檐口上那片石灰薄片的背后。
我们迅速地把话筒放回墙里，重新接上电线，然后用石灰把洞眼封好。为了等待石灰干燥，我们只得在这里磨上三个小时，以便在油漆剥落的地方重新刷上油漆。我们坐下来抽烟，接收机断断续续地响着。即便是在这茫茫寂静的午夜，东方和西方也仍然在跳着冷战华尔兹舞。监视车仍在伦敦那些黑暗的街头跟踪着俄国外交官员，但这领事馆却沉寂无声。
第二天，温特博恩和我在第八楼收听唱诗班话筒发回的声音，音量较小，像是被什么东西捂住了似的，但显然还是在工作。惟一的问题是那间房间里没有任何人讲话。我只能听到一架打字机连续不断的咔喀声。我们来到地下室，用显微镜检查了六十号钻头。它上面留有一层石灰痕迹，长达八分之三英寸。不知这个俄国维修工是谁，他干得可真够认真的！
第27页
温特博恩眯起眼睛往显微镜里看，然后说：这是什么重新粉刷？把石灰往一个针孔里塞了八分之三英寸厚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用注射器灌注的。
大约一个月以后，松鼠纳特金碰上一次机会，看到了那间房子，里面已经全部重新装修过了，与隔壁共用的墙上装了一层隔音板，有个秘书正在里面打字。俄国人和我们一样明白，共用墙是最容易被人派上窃听用场的。可是，据我们所知，他们还不知道墙里有个探测话筒。但是，看来他们大概发现了针孔，于是把它堵死了。
一九五五年七月，我再次跟苏联人交锋。这回是在加拿大。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要求军情五处在他们的一次行动中给予技术上的帮助。他们准备在渥太华俄国大使馆里安装话筒。俄国大使馆是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子，濒临里多河，最近在火灾中烧。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打算在重建过程中安装窃听设备，需要最新设备，所以来跟军情五处取得联系。
我到达机场时，来接我的是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反间谍处二科的科长特里格恩西。跟他一起来的助手是个威尔士人，叫詹姆斯贝内特。格恩西是加拿大人，瘦长的个子，表面上镇定自若，但内心却极为虚弱，常常流露出他那火爆脾气。他是由英国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训练出来的。五十年代初期回到加拿大。他认为身穿警察制服的骑警人员根本不适合做反间谍的细致工作，他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他开始吸收一些文职情报人员，单枪匹马地把二科建成了西方最现代化和最富有进取精神的反间谍机构之一。有许多设想实施后在英国和美国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设想都是格恩西率先提出的，譬如用电子计算机来跟踪在西方的俄国外交官。可是他常常受到来自骑警队的传统势力的压抑和限制。这种传统势力认为，穿制服的骑警比文职人员要具有先天的优势。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加拿大的情报部门，而且也存在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格恩西认为只有英国的做法才是对的，因为他们区别了刑事侦探工作和情报收集工作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技术领域。为了使二科不受骑警队主力的控制而独立，格恩西奋力进行了许多斗争。可是这种努力几乎断送了他的整个事业。骑警队的高级官员对格恩西从不宽恕，他最终还是被贬到英国去担任骑警队与军情五处和六处之间的联络官。后来因健康恶化，被迫退休。
一九五六年，我第一次到加拿大去协助筹划蚯蚓行动时，格恩西还在走红。当天吃晚餐时，他向我描述了这个行动的进展情况。重建俄国大使馆的建筑承包商已被骑警队顺利地争取过来，并让骑警队人员伪装成工人在工地工作。此外，还从叶戈尔古曾科那里得到了些帮助。此人曾是俄国大使馆的密码员，一九四五年叛逃投奔加拿大。在他的帮助下，格恩西找到了克格勃和格鲁乌的机要办公室以及机要室的精确位置。机要办公室就在这幢建筑的东北角。
我研究了这个计划后，断定森林之神的技术指标不能胜任这项任务。所谓森林之神，就是共振话筒，从外面发射微波使其工作。由于话筒和安全地带之间的距离太远，所以其效果是无法保证的。看来我们惟一能使用的是有线装置。这种装置的最大优点是，如果装得巧妙，那就会天衣无缝，几乎无法发现。最佳办法是把话筒隐藏在目标建筑物一侧的铝格子窗里。格恩西从那个建筑商那里搞来一个窗框的样品。这种窗子的分量很轻，是左右推拉的，若在里面隐藏东西倒是很理想的。当两扇窗门锁在一起时，框格内有一条通风道，可以使音质保持良好，金属的窗框可以有效地减弱话筒所产生的磁场，这样探测器就不容易找出话筒来。
可是，最为伤脑筋的问题是如何隐藏话筒的电线。按设计的规格，新建的大使馆的墙壁厚度为两英尺，混凝土的内壁为十四英寸厚，中间留有二英寸的空间，外墙贴面为四英寸厚。我们在军情六处寻找了关于俄国电子探测器的详细资料。据他们说，俄国人只对墙的内侧进行探测，而从来不对墙的外侧进行探测。显然，俄国人怕被人看见他们对自己的房间进行探测，认为这很不体面。我对格恩西说，最佳方案是将电线放在那二英寸的空间里，外面有十四英寸厚的混凝土保护，无论如何也很难被人发现。特别是军情五处已经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细电线，它产生的电磁场是很弱的。
建设工程开工了，我们得设法不让俄国安全人员发现这些电线。他们常常到工地来检查加拿大建筑承包商的工作情况。每一根八英尺深的混凝土基柱下面，我们都埋有大捆的电线，并用柏油在表层作了掩护。每天晚上在建造主体工程时，伪装成工人的骑警队员就进入到工地，从大捆的电线中拉出一段来，装进空间里。一共要放八根电线，每根编上一个号码，从一号到二十号，以便被人发现时糊弄俄国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花招，如果俄国人推倒这个建筑来寻找那些电线时，他们也一定会欣赏这个玩笑的。
最为艰巨的工作是把电线接到话筒上去。房子东北部分的窗户已经顺利地装好了。有个骑警队的官员在现场监督，以保证把这些窗框装在正确的位置上。在几个月的建筑工期中，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才把电线放进了那二英寸的空间里。可是要把电线和话筒接通，却是没法躲过耳目的。于是我们只得让一位工程技术人员登上四楼一样高的架子，从外面把它们接上。这项工作由格恩西手下的一个技术员负责。这个青年的工程师干得很不错，在深夜接近摄氏零下四十度的酷寒里，这个身材魁梧的人，带着装在挎包里的焊接工具，爬到房顶上去干活。他把八个话筒逐个安装，再仔细地接通电线，牢牢地焊好每一个接头。
第28页
电线接好以后，骑警队的技术人员开始从使馆隔壁的一幢保安楼下面挖出一条二十码长的地道（这幢保安楼是骑警队的，这条地道一直通到埋在基柱下面的电线捆）。然后把电线从地下十英尺的地方牵进保安楼，再用三英尺厚的混凝土将电线覆盖起来。八根电线都接到隐藏在保安楼车库里的扩大器上，动力由骑警队总部输出线提供。进行测试时，每个话筒都工作正常。
可是，正当这个几乎没有漏洞的行动快要结束时，一个厄运突然降临。有一个工人，他不知道所有从楼上窗子里牵下来的电线是在新使馆的东北角附近的外墙那块地方集中通到我们的保安楼里去的，他在那里安装燃料箱，把金属扣打下去支撑通风管道。有一根金属扣直接扎穿了埋在地下的电线捆，把所有话筒的接头全弄坏了。
没有任何办法，只得再度进楼，可这次行动比上次更冒风险。建筑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俄国人很快就要搬进去。如果被发现，俄国人是不会相信那些由骑警队人员伪装成的工人是清白无辜的。他们在一个十分寒冷的晚上，重新进入使馆楼。好不容易才从金属扣下面挖出了八根电线当中的六根，把它们重新接好。另外还有两根电线，也只好不要了，干脆用那根金属扣把它们装在墙内。尽管损失了两个话筒，可至少在每一间目标房子里仍有一个话筒能工作，这场意外事故就这样算是平息了。
在俄国人搬回他们的使馆以后，我们从话筒里听到了讲话的声音。格鲁乌的官员们兴致勃勃地谈论著家具该如何摆设。四十八小时以后，俄国人突然从他们的办公室里撤走了。很快，我们从俄国人在大使馆的材料里发现，他们拟将在这幢建筑物的另一个地方修建克格勃和格鲁乌的机密办公室，可能由一台单独的发电机提供电源。
这些话筒不断地把声音传回骑警队总部。不久话筒把一个正在进行工作的扫描组的声音传送回来。骑警队几天前就对这个小组的到来有所察觉，直到他们开始在东北角工作，敲打着墙壁寻找空洞，还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天花板时，我们才得到了证实。这帮人在装有话筒的房间里折腾了二十天，仿佛认定了里面装有窃听器一样。可是他们一直没有找到电线和话筒。根据俄国在世界各地的标准来衡量，新建的使馆规模不算大，可尽管内部空间狭小，东北角除了一般的领事工作以外，几乎没有派上什么用场。甚至在检查组离开这里以后，情况还是如此。八年过去了，那帮检查窃听器的人又到渥太华来了。他们直接来到那些装有话筒的房间，花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就找到了电线和话筒。检查组在大使馆里的四十二间房间里，只检查了那装了话筒的六间屋子，他们肯定早就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找话筒！
正如唱诗班行动一样，蚯蚓行动的某些事情让我感到忐忑不安，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失望。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这次行动是有所突破的，可好几个月的耐心准备，全部付诸东流，我们什么情报也没有得到。当然，在开始筹划这次行动时，格恩西就想到了，最大的风险是假设俄国人会在旧使馆的同一位置设机要室。我们根据分析使馆楼内的供电状况，产生了这个假设，这并不是不合理的。他们后来决定把机要室修建在另一处并把它隐蔽起来，这也是不奇怪的。英国和美国都已开始意识到，要想让使馆的机要室不被话筒窃听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机要室设在内部最隐蔽的地方。几乎可以肯定，俄国人对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其次最好要有自己的供电设施。可是，俄国检查组如此胸有成竹，看准了东北角进行检查，仿佛在寻找一件他们知道放在什么地方的东西似的，这一点令我感到奇怪和不解。
不到一年时间，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还是在加拿大。波兰政府被允许在蒙特利尔设领事馆。他们买了一幢旧房子，开始重新装修。一九五七年一月，我飞往蒙特利尔协助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安装一只话筒。骑警队对使馆的波兰情报官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同时知道该官员的房间在什么地方。可是房间内部正在全部重新改装，无法下手安装有线话筒，只好装一只森林之神共振话筒。这幢房子的电线正在更换，可以用钢管来埋电线，就像蚯蚓行动中的窗框一样。我算好如果把森林之神装在钢管附近，实际上是不可能被人发现的。可是，在安装好森林之神不到两个星期，波兰人下令让建筑承包商把那堵装有窃听器的墙拆了，另外再修筑一道墙。骑警队想方设法搞回来了一个装置，另外一个被波兰人拿走了。后来，骑警队从波兰使馆内部获悉，是俄国人给了他们启示，说可能有话筒窃听。这回俄国人又一次先下手。
这种事除了在加拿大发生，在澳大利亚也发生过一次，那次叫老鼠行动。一九五七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局长查尔斯斯普赖爵士访问伦敦。他所领导的这个组织专门为澳大利亚在国外收集情报。斯普赖打电话来，说他想见我。他曾一度是个外表洒脱的人，有一对大眼睛，留着小胡子，工作的职责和追求享乐使他有点华而不实。一九四九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成立时，他就开始出任局长。在这之前，他是澳大利亚军事情报处处长。但他有决心成立一个类似于英国安全局一样的正规安全情报机构，他同那帮号称墨尔本土地之神的官员一起，到处为此游说。这帮官员与他有着共同的语言。斯普赖挥动他的铁拳，掌管着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达十九年之久，成为战后情报界的显赫人物之一。可是到了他事业的后期，开始与他的部下们脱离疏远，对整个组织的控制也就松弛了。
第29页
斯普赖很喜欢访问伦敦。三十年代时，他在印度的陆军部队里服役，防守开伯尔山口。因为有着同样的背景，加之对军人和绅士所具有的性格风度的观点相同，他在英国情报界拥有许多讲究加入各色各样的俱乐部的朋友。他并非等闲的糊涂之辈。他一见到我，便打开窗子说亮话。他对我说，他刚去过加拿大，特里格思西建议他找我谈谈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打算对俄国人安装窃听器的事。他解释说，自从报纸报道了彼得罗夫夫妻双双叛逃的事以后，俄国就同澳大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并把他们的大使馆委托给瑞士管理。彼得罗夫夫妻俩原是俄国驻堪培拉大使馆的机要室工作人员。前不久，俄国人试探着打算回来。在俄国人住进使馆之前，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想在使馆里安装一只窃听器。在研究了计划之后，我劝斯普赖装一个森林之神，并把设备示范给他看。木制框格窗的框架是安装森林之神的最为理想的地方。我为此派了一名助手去澳大利亚监督安装的细节。安装工作顺利完成。我告诉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在一年之内不要启用它，以防万一被发现，因为俄国人在重新住进这幢楼的最初几个月，有可能使用探测器来探测使馆建筑内部是否有微波。老鼠行动与蚯蚓行动一样，在技术上是相当成功的，可是照样没有搞到一点情报。克格勃人员那间房间的每一个响动，翻动报纸的响声。写字时的笔画声都能听到，可里面的人却从来不说一个字。老鼠行动也告流产了。
五十年代，人们对军情五处的要求之多，简直难以满足。军情五处的人力和物力显得特别紧张。为此，有个别的官员实在无法承受那样的工作压力，尤其是A 处二科的人，因为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行动，更是受不了。一次行动完结了，又来了一次行动，简直没完没了。我办公桌上堆着的计划、地图、简报和技术报告等，令我感到手忙脚乱。任何时候都很难弄清楚哪些行动结束了，哪些行动还处在筹划酝酿的深谷里。即便是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收集情报也是一件令人伤透脑筋的事。但是每一个职业情报官员，在脑海里总会留有一席空白给那些值得他回忆的往事片断。这些片断由于某种原因而向他们摆出了一个个未能解开的谜。 唱诗班 行动、蚯蚓行动、老鼠行动等，都聚集在这一席空白地里，被眼前行动的生动局面所掩盖。可是它们并没有被遗忘，直到若干年以后，它们又浮现出来，并产生着新的意义。
情报这个行当，是非常孤独冷寂的。当然也有同志般的忠诚与友谊。可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你总是孤立无援的。你得独自恪守机密，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总是处在极度的紧张状态中，总是离不了同事们的帮助。但是你总在不断地向前迈进，或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或从事新的活动。每走一步，就从中获得新的机密，而与过去的旧机密一刀两断，与别人接触尤其是与外界联系的机会很少，因为你所从事的大多数事情是不允许让外界人士知道的。由于这个原因，情报部门所用的人很多。这是情报这种职业的本质的一部分，干这一行当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在我事业的初期，我曾遇到过一个人，他在英国情报部门的遭遇，骤然把这种职业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一虚伪的面纱揭去。事情还得追溯到我为布伦德里特的委员会研制共振装置上来。当时我花了大量的访问进行研究，让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如烟灰缸、装饰物等发出反抗经过一定的加工，这些物体在接受到某种频率的无线电微波辐射时，是可以有反射的。如果能研制出一种完美的系统，将会产生较好的效果。这些物体本身不装发报机或接收器，也就不易被人发现。一九五六年，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一些产品的样品，决定在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进行试验。
当时军情五处有个情报员叫亨利柯比，是个宪兵，他常常和俄国外交人员交往。这个计划很简单，由五处设计一个加过工的并可以反射声音的装饰礼品，让柯比把它作为一件礼品送给俄国大使。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俄国大使可能接收什么样的礼品，并把它放在书案或办公室里显眼的地方。马尔科姆卡明建议我去找军情五处的一位反间谍专家克洛普乌斯季诺夫，他是演员彼得呜斯季诺夫的父亲。
乌斯季诺夫是德国后裔，可他却和俄国外交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俄国大使馆的常客。他曾在俄国、德国和英国陆军中担任过职务，这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卷入了情报活动的圈子里，他会讲好几种语言。由于他具有这么一个俄德背景，因此，他便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提供情报的源头。希特勒上台后，乌斯季诺夫便开始艰辛地工作，与纳粹作斗争。他向罗伯特范西塔特请求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范西塔特是英国外交部著名的外交官员，他主张反对纳粹。乌斯季诺夫声称他与当时的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等秘书沃尔夫冈朱普利茨男爵有往来关系。乌斯季诺夫说普利茨是致力于反纳粹的秘密活动的人。军情五处把乌斯季诺夫招进来了，并开始从普利茨那里获得了有关德国重新整顿军备的真实情况的最高情报。这些情报真是些珍宝，或许这是英国在战前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活情报。乌斯季诺夫和普利茨拉上关系后，两个人成了范西塔特以及丘吉尔晚餐桌上的座上客，把他们知道的情报告诉给这两个著名的人物听。丘吉尔当时还没有上台，普利茨简直就成了这位文质彬彬的英国外交官员的干儿子了。战争爆发后，乌斯季诺夫仍然继续与普利茨往来，尽管普利茨那时已去荷兰担任空军武官了。以后到了一九四0 年，普利茨知道盖世太保要抓他，才决定叛逃。乌斯季诺夫为此冒着个人的危险去了荷兰，把普利茨救了出来，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第30页
我坐上出租车来到肯辛顿乌斯季诺夫的公寓里，期待着见到这位已从秘密世界的生活圈子里光荣引退的英雄人物。事实上，他和他的老伴住在一间破旧的公寓里，周围堆着许多皮封面的古书。他现在只能靠变卖这些藏书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了。
乌斯季诺夫为我的到来感到兴奋不已。尽管他的生活很艰辛，但是在这场伟大的情报角逐中他仍然扮演着一个竭尽全力的角色。他拿出一瓶伏特加酒和两只酒杯，并着手研究我从办公室带来的计划。他是一个身体肥胖笨重的老人，说话时带着浓厚的喉音和多种语言的土腔。他有一双目光尖锐的眼睛，肯辛顿公园附近的俄国外交官的真实想法全都逃不过他这双眼睛。
我的朋友，他用俏皮而顿挫有致的语调说，如果礼品的价值很高，那么他们会卖掉这种礼品，如果这样，那危险性就大了。他们都是些布尔什维克，喜欢正统的东西，如果送一帧银质列宁像或一座克里姆林宫的模型，也许对他们来说更为神圣。
我解释说，列宁的半身塑像恐怕不太合适。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颅太圆，这种光滑的表面对声波反射的性能较差，而一座克里姆林宫的模型的方案倒是可行的。这种象征着俄罗斯母亲的复杂建筑模型里，很容易隐藏相应类型的凹状刻纹。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把整个行动计划视为一出趣味浓厚的戏剧的一个片断。他自告奋勇要去拜访俄国大使，这样便能直接地了解到他究竟喜欢什么。
我们讲起过去的事，伏特加酒的酒劲就上来了。尽管他的年纪很大了，但他仍然有很清晰的记忆。当他提起他和普利茨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时，泪水流满了他的脸颊，他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他说：彼得，我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但他们却把我丢在这里。我们老两口身无分文。
可是，你的养老金呢？我问。
养老金？我没有养老金。他满腹酸楚地说，当你为他们干活儿时，从来就不曾想到以后的事，不考虑晚年，仅仅是因为爱好才去干的。可当你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们就把你抛弃了。
我默默无语地坐在那里，他的话令我难以置信。这么一个人竟然会如此沦落风尘，差不多快到了被迫乞讨的地步。我真想问他是什么原因使丘吉尔和范西塔特把他忘记了，可我又感到这只会使他更加心碎。乌斯季诺夫举杯饮酒，聊以平息心绪。
不过干这行是很有趣的，他最后说。他用颤抖的手往杯子里倒了些酒。在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说话了。
这是我的孩子，他是个演员。他指着摆在壁炉台上的那张青年彼得的照片说，你有孩子吗？彼得。我告诉他我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
叫他不要干这一行。他悄悄地对我说，我也不会让我的儿子卷进我们这场游戏里。上面管事的都是些贵人，而贵人则多忘事
他又感到一阵辛酸，可顷刻又逝去了。他问了一些军情五处的情况，问到了盖伊利德尔、狄克怀特、马尔科姆卡明，这些人在战争期间都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夕阳西下时，房间里的光线黯淡了，我起身告辞。我们握手道别，他又自个儿沉浸到伏特加酒和旧书堆里去了。
我因为喝过了头，晚上没有干什么事就回家了。第二天上午，我跟卡明提起乌斯季诺夫的问题，他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我敢肯定我们在几年前就给他发养老金了。他的声音提得异常的高，天哪，可怜的克洛普！我马上去找狄克。
再继续追问下去也是徒劳。究竟是谁忘了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是追问不出来的。官僚们总是在被追究失职时，互相推倭，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乌斯季诺夫还是拿到了他的养老金，可自从那次会面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没有多久，他就去世了，但他的遗嫣至少还是得到了一点好处。不久，送一座银质的克里姆林宫模型给俄国大使的计划落空了，外交部不同意。说实话，那天下午在肯辛顿乌斯季诺夫的家里时，我就已经显得漫不经心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军情五处希望它的官员们永远忠诚不渝，直到走进坟墓，而它却不一定以同样的忠诚来回报这些官员。
不管怎样，总的来说，五十年代还是非常有趣的。A 处是一个充满着欢声笑语的地方。温特博恩常常说：如果你能忍受兴奋，那么军情五处的生活是热闹的。有一次，我们在匈牙利大使馆隔壁的保安楼安装窃听设备。我爬在屋顶上装天线时被一位邻居看见了，他跑去报告了警察，说看见有窃贼在附近。不到十分钟时间，警察就来敲门了，那位邻居也跟警察一起来了，我们顿时乱了手脚。我周围全是些最新的技术设备，地上摊着接收器和电线。温特博恩不知所措，只得打开地板，把价值上万英镑的设备藏到地板下面去。外面的敲门声更加剧烈，有人用壮实的肩膀在撞击房门，想把门撞开。显然，他们听到里面有响动，认定我们正在行窃。后来等屋里的一切稍为归顺了，我才局促不安地打开门来，并解释说我正在利用夜间时间为房间的主人做一些维修工作，这些维修工作都是经过批准的。我给了警察一个电话号码，这是一个当地警察特别处的电话号码，让他去进行核实。
第31页
还有一次更有趣，那是在波特兰街对波兰大使馆搞的同样的工作。当时使馆隔壁的房间暂时空出来了，安全局A 处二科奉命进去安装一系列的窃听器。温特博恩和我带领A 处的十二个人去了。安静是很重要的，因为共用墙那边的目标地常常有人看守。我过分虚张声势，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脱掉鞋子，以免鞋底踩在光滑的地板上发出声音来。我们在严寒中一口气干了四个小时。二楼所有的地板都被揭开了，我耐心地在梁架之间的空隙里穿排电线。突然，有一根电线缠在一根有裂缝的托梁上，我用手去拉，拉不动，于是便一脚踩在托梁旁边的一枚穿钉上，再用手去拉那根电线。就在此刻，穿钉掉了，我往下一沉，撞穿了楼下一层的天花板，一大块被撞破的天花板落到十四英尺以下的地板上。轰隆一声，仿佛爆炸了一枚炸弹，震动了整个波特兰街。响声与灰雾散去，我却被拦腰夹在天花板的破洞里。过了一会儿，四周又是一片寂静。
我们脱鞋子脱得好啊！温特博恩干巴巴地嘲弄道。大家都大笑起来，笑声在这间空房子的周围回荡着。
幸好邻居们大概都已经睡熟了，因为后来没有警察跑来过问。贾格尔赶紧修好板条，并用他的快速干燥维修材料重新修补破损处，重新刷上油漆，这时天还没有亮。
他刷完最后一笔油漆，对我说。彼得，刚才那一下好危险哪！如果你从那朵lsquo;玫瑰花里掉下去，那我们可就全完了。
但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总的来说，在温特博恩和我的领导下，军情五处的技术工作是具有较高水平的，与军情六处同一领域的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五十年代中期，军情六处能出大纰漏就不会以出小纰漏为满足的。我听说过的最好一例，便是他们的训练工作。他们把一名低级官员放在军情六处的一间公寓里，然后让一队新手去寻找这个官员并审问他。为了避免出事，每次搞这种活动，都要按惯例通知军情五处。
一天下午，A 处二科接到从军情六处打来的电话，请求给予协助。军情六处派出去的那支搜索队显然弄错了藏有他们目标的公寓的层数。他们把上一层的房门撬开了，并开始审问住在里面的那个男子。那男子自然说自己是清白的。搜索队认为他的申辩是预谋的一部分。于是，这帮充满热情的新手对照军情六处教科书上劝说一栏的教条，如法炮制。劝说完毕之后，这个人居然全部坦白交代了。原来他是一个珠宝窃贼，前不久刚盗了些钻石。显然，他认为抓他的人是由黑社会派来对他实行报复的。他把手头藏着的一些小东西都交了出来。
军情六处一个倒霉的官员在电话里恳切地央求我们告诉他该如何处理那个珠宝窃贼以及钻石和被毁坏的公寓，温特博恩听了之后忍俊不禁。后来，他们限令窃贼在两小时之内去欧洲大陆，然后派贾格尔去修好公寓的破损处。
我在A 处二科呆了两三年以后，军情六处开始找上门来要我帮助他们规划他们的技术行动。和军情六处一起工作，我一向不感兴趣。老实说，他们总是策划一些在技术上没有多少成功把握的行动。为了便于吸引美国人参加他们的行动，他们总搞一些类似于柏林隧道那种史诗般的宏大工程。可这种宏大的工程一直没有搞成，而时光却在空耗，甚至连少量的、规模较小的、较为理智的行动也没有搞成。他们还热衷于毫无价值的装腔作势，我认为这不利于行动的安全，而且很危险。譬如，在波恩我们拟定对俄国大使馆采取的蚯蚓行动就是这样。
军情六处驻当地的官员逛到这个地方，有一次竟然同克格勃的安全警卫人员闲扯了起来。这种事若被当成茶余饭后的闲话还可以，可是登在每周部级情报摘要上反倒几乎没有人看。除了鲁莽瞎干，他们还常常海阔天空地还想，夸大其词地吹嘘，其荒谬程度令人瞠目。我曾在波恩非常合理地建议使用德国电线，以便一旦行动暴露，军情六处可以矢口否认，而把一切责任往当地的情报部门头上推。
军情六处分站站长说：天哪，彼得，我们不能做那种不道德的事。他显出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情。
就我所知，军情六处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全是做样子给白厅或军情五处看的。事实上，军情六处在约翰辛克莱爵士的领导下已经成了一个累赘。它仍然拒绝正视由菲尔比这个苏联间谍所引起的可怕的后果。它还继续用三十年代的态度以及三十年代的人员设备在现代世界里开展工作，因而导致他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犯下了最大的错误;克拉布行动。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乘坐奥尔忠尼启则号战舰访问英国，停泊在朴茨茅斯港。他们这次访问英国的目的是打算在适当的时刻改善英苏关系。军情五处决定在赫鲁晓夫下榻的克拉里奇旅馆的房间里进行窃听。在正常情况下，克拉里奇旅馆的电话系统里一直装有特别装置，因为军情五处对住在那里的许多外国人很感兴趣。我们了解到在赫鲁晓夫还没有住进去之前，俄国人就派了一个检查组对这个房间进行了检查。我们决定在这个时候首次启用经过专门改进的特别装置，这是约翰泰勒在多利斯山实验室研制的。这种新型的特殊装置可以不用垫圈就进行安装，因此不易被人发现。我们可以用短波高频兆周在近距离内使电话工作，遥控设备就装在克拉里奇旅馆附近的格罗夫纳庄园里的一间办公室里。整个工作的效果令人十分满意。在赫鲁晓夫的整个访问期间，我们一直在窃听他的房间，实际上，我们获得的情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赫鲁晓夫是个十分滑头的人，他在旅馆的房间里压根儿就不提任何有点价值的事。记得当时我坐在八楼，译报人员为我翻译他的谈话的大概意思。每次窃听赫鲁晓夫的谈话都是好几个小时，我指望着能从中获得重大价值的谈话内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临终前的情况只字不提，对克格勃头子贝利亚的命运也闭口不谈，相反，他对他的贴身男仆则大谈自己的衣着穿戴。他是一个极其爱慕虚荣的人，每次都花上几个小时在穿衣镜前精心地打扮自己，非常考究在什么地方对头发进行分路。我禁不住想起艾登，只有他才能与赫鲁晓夫比高低。这两个人都是肆无忌惮的，惟一感兴趣的是在世界大舞台上出风头。
第32页
正当军情五处仔细地窃听赫鲁晓夫时，军情六处却对奥尔忠尼启则号搞了一个拙劣的行动计划。军情六处伦敦站站长尼古拉埃利奥特负责这次行动，他是伊顿公学前任校长的儿子。这艘战舰的航行速度比原来海军情报处所估计的要快得多。海军部对此一直不了解，于是军情六处想测量一下这艘俄国战舰的螺旋桨。埃利奥特安排了一个潜水员来执行这项任务，此人就是运气不佳的巨型炸弹克拉布海军中校。
实际上，这样的行动并不是军情六处的第一次尝试。他们在一年前就试图测量奥尔忠尼启则号的船身，当时这艘舰停在苏联的港口内。他们使用的是军情六处的一艘藏在斯托克斯湾的X 型袖珍潜艇，这种潜艇有供潜水员进出的干船舱，加之潜艇的体积小，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进入内河水域活动。一名海军潜水员想方设法进入了港口，但终因对方的安全防御工作严密而告失败。
在朴茨茅斯港进行的第二次尝试也以灾难而告终。克拉布身体笨重，年纪也太大了。他一去便不复返。后来一具无头死尸被冲上岸来，初步辨认就是他。军情六处伦敦分站的技术官员约翰亨利在此之前就通知过我，说六处在筹措克拉布行动。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卡明。他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行动能否成功产生了怀疑。这是军情六处冒险主义的典型例子，设想拙劣，执行情况更糟。我们大家都交叉着手指，祈祷着化险为夷。两天以后，约翰亨利慌慌张张地来到卡明的办公室，告诉我们克拉布失踪了。
我告诉尼古拉不要用lsquo;巨型炸弹，他患有心脏病。他一再说。
我们对这种所谓的心脏病的解释表示怀疑，但也没有时间去仔细思索，军情六处这种好高骛远的秘密行动此时正面临着尴尬地公诸外界的风险。克拉布和他在军情六处的助手曾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在当地的一家旅馆住过。
如果这事传出去，会发生可怕的骚动，卡明气冲冲地吼道，我们都要被拖出去游街示众。
卡明急急忙忙地跑到狄克怀特的办公室去，要求立即见到他。我们大家成群结队地跑上楼。狄克正端坐在他的桌子旁边，脸上看不到一丝表示欢迎的微笑。他那多年担任学校校长所受的训练又表现出来了，原有的魅力却消失得干干净净。
俄国人刚刚问过海军部有关潜水员的事，他们只得矢口否认与此事有丝毫关系。我想，恐怕盖子不久就会揭开。他简单扼要地说。
约翰，你是怎么卷进这场混乱的？他突然气呼呼地问。
亨利挨了骂，但仍然解释说，海军几个月来一直在逼着他们搞到奥尔忠尼启则号螺旋桨的详细资料。
你知道艾登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抱怨说，一分钟之前他说你可以做某件事，一分钟以后他又会说你不可以做某件事。我们以前认为这场冒险是可行的。
怀特对他的话似乎并不信服。他揉了揉太阳穴，翻着文件。屋角的时钟节奏有致地走着，房间里到处都有恐慌的迹象。
当然，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他终于打破了这可怕的沉默，今天晚上我去见首相，看看我能否设法不让事态扩大。同时，马尔科姆会让A 处二科归你调遣。
亨利表示感谢，走出了房间。卡明给朴茨茅斯港的海关情报处打了电话，让他们去把旅馆登记簿上那两个人的名字抹掉。温特博恩和亨利赶到朴茨茅斯去收拾残局，但这些努力不能避免发生丑闻。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对潜水员的事提出公开的抗议，艾登为此丢尽了脸，被迫在下院作了声明。
伦敦的情报界仿佛像某郡的一个小村庄，大多数上层人物彼此都非常熟悉，以至于可以聚在一个俱乐部里喝酒。克拉布事件发生后的好几个星期里，这个村庄里的村民们仍在窃窃私语，期待着那不可避免的、人人都知道的命运的到来。我是军情五处内部事先知道克拉布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我遵从亨利的劝告，对此一直保持着缄默。
到处都有破绽，亨利在克拉布出事不久私下里告诉我，我们让爱德华布里奇斯到这里收拾场面。
此后不久，有一天早上卡明踱进我的办公室，脸上带着不高兴的神情。
狄克要走了，他喃喃自语，他们要他去接管六处的工作。
我认为，让狄克出任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决定是战后英国情报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军情五处在他的领导下，正在朝着现代化的道路踉踉跄跄地迈着步子，虽然这样的征象在五十年代中期还不明显。他既懂得需要改革，又尊重正统的那一套，这恰好能帮助他在不受阻挠的情况下实现他的目标。首先，他是一个反间谍官员，几乎可以称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反间谍官员，是个训练有素的局长料子。他了解自己的部下，了解存在的问题，他抱有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反间谍组织的理想。然而，他才刚刚起步，便被某个头脑发热的政客调到一个他不熟悉的机构去，而且那里的人对他的前往怀着敌意。他无论到哪里，永远也不会像在军情五处那样富有成就。
然而，这不单是军情五处的损失。战后英国情报部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各个情报机构的相互作用缺乏一个明确的设想。在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的时代里，英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率的国内情报组织。很简单，军情六处是次要的，尤其是在政府通讯总部成立之后更是如此。但是，把狄克怀特调到军情六处这一做法却抬高了它的地位，从而阻碍了一个合理化的情报机构的成长。他离开军情五处以后，军情五处被人全然忽视达十年之久。如果他留在军情五处，那么军情五处就能够治愈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创伤，在更好的条件下去迎接八十年代的挑战。